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考察一国的戏剧在跨越语言、国别、文化、媒介等界线后，如何进入异域文化语境或数字空间，获得他者文化的理解和新的跨文化阐释，从而产生有别于它们在本土文化中的意义、影响和传播。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对话与双向交流，承担着促进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责任。
1935年，梅兰芳访苏成功演出后，与苏联各界专家进行座谈，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人无不赞赏京剧艺术的典范性，但中国戏曲程式性、虚拟性的特点明显有别于当时苏联提倡的现实主义文艺，于是京剧被解释为一种象征的现实主义戏剧。
是否具有“跨文化性”，是确定跨文化研究对象和衡量其价值的标尺。那些在中外戏剧史上产生了特殊跨文化影响力的经典，是戏剧跨文化研究的重点对象。戏剧跨文化的过程，是一个个复杂且充满隐微细节的案例：它可能是一本藏于国外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戏曲典籍译本，等待有心的研究者去发掘；它可能是一场杂糅了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元素的多语剧场表演，观众的评价毁誉参半；它还可能是网络虚拟空间中聚集的一群戏剧发烧友，用短视频、视频直播的新媒体形式翻唱翻演经典。无论哪种情况，只要涉及语言、国别、文化、文明、媒介等界线的跨越，具有跨文化、跨国族、跨地域的特点，就可进入比较视域的戏剧研究空间。
在中外戏剧的历史长河中，最具有文化交互属性、传播效果的戏剧经典，往往携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经过剧本翻译或域外舞台表演成为跨文化戏剧史上的高光时刻，产生了既远且广的国际传播效应。18世纪30—50年代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欧洲的译、编、演，就是中国戏剧国际传播的一个高光时刻，《赵氏孤儿》不仅是18世纪在欧洲被译、编、演，广为流传的中国戏剧，而且开启了中西戏剧近三百年的交流史。以欧洲戏剧为傲的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戏剧的模样，还尝试在西方舞台上体验中国戏剧的人物故事与孔子之道。
我们不必苛责汉学家马若瑟对《赵氏孤儿》的删译，更不必苛责伏尔泰的误读和他的《中国孤儿》对原剧脱胎换骨的改编，因为中外戏剧的交流中复杂的变异无处不在，经过跨文化阐释和传播，戏剧文本、舞台表演必然由于文化差异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形，也会因为戏剧对人性和文明的洞察而获得普遍意义。其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通律中的变异，歧异中的会通，就是跨文化研究的难点。
因此，研究和毕现戏剧跨文化的完整过程，需要分析问题和细节，研判历史事实，贯通理论分析，归纳通律和变异，得出经验教训。中外戏剧跨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影响与传播过程本身，即西剧东渐与中剧外传两个过程在不同时代、多重语境下的变异，以及两者的变异有何不同，进而运用跨文化戏剧理论，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事实做出研判，辨析中外戏剧跨文化过程中的共通规律和独特变异。在纷繁复杂的戏剧现象及其细节之外，也要拨开现象的迷雾，总结和归纳戏剧跨文化阐释和传播中的规律和变化，打通淤点堵点，疏通中外戏剧交流的渠道。
（摘编自陈戎女《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双向思维促进多元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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