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赫的巨著《摹仿论》那个著名的开篇，谈的是《荷马史诗》与《旧约》在文体上的差异。 他说，荷马的叙述完整而周到，连接紧密，表述从容，什么都不隐瞒；《旧约》则朝着一个目标发 展，只突出对人物行动有用的部分，其余则任其模糊不清，有时会没头没脑，给人以神秘感。这跟两者所描写的对象有关，荷马写的是上层社会，《旧约》的对象则是游牧或半游牧部族成员。
这不正是《红楼梦》与《水浒传》在写法上的区别吗？《红楼梦》像《荷马史诗》，事无巨细，皆 刻画无遗，工笔细描，笔笔都勾连开去；《水浒传》像《旧约》，删繁就简，一气呵成，朝一个目标进 发，只突出聚光灯下的行动，其余都模糊成背景。这与顾随的说法高度吻合：“《红楼》有时太细， 乃有中之有，应有尽有；《水浒》用简笔，乃无中之有，余味不尽。”
不妨举个例子。《水浒传》第二回写端王赵佶赴驸马王诜的府上宴饮，《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写贾宝玉到冯紫英家中宴饮，都涉及皇亲国戚，都是酒席中上洗手间，也都有赠人礼物的事，正 好可以对照。《红楼梦》里的礼物，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送出去和收进来的，比如这两条汗巾。 宝玉送琪官的松花汗巾，原来是袭人送给自己的。而琪官送给宝玉的大红汗巾，本来是自己系小衣儿也就是系裤子的，解下来送给宝玉，当晚就被宝玉偷偷系在袭人腰里了。宝玉无意间成了中介，做了媒，这两条汗巾也在无形中化作信物，为琪官最后娶袭人埋下了伏笔。到了《水浒 传》里，一切都简单了，那是囫囵的吃喝，直截的馈赠。一对玉狮镇纸，一个玉龙笔架，在施耐庵 笔下，这两样东西只是作为道具，起黏合情节的作用，不像曹雪芹笔下，每一物事总是勾连起故事的发展，穿织起人物的命运。可见，《红楼梦》与《水浒传》的叙述风格有明显差异。
这样的差异或者说不同是有原因的。大观园里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作者乃耽于文字的声 色，讲究细节的丰腴与感官的华美。而梁山泊则险象环生，杀机四伏，说话人线条比较粗放，常 有“说时迟，那时快”的强烈动感。两者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那么《红楼梦》在感官、语言上的品位是不是比《水浒传》要高出许多呢？不能这么说。奥尔巴赫认为，《荷马史诗》与《旧约》事实上难分高下，它们只是不同的叙述风格而已。文字的繁简 都是服务于总体需要的。《旧约》写亚伯拉罕带一仆一驴和爱子以撒走了三天路去燔祭上帝，沿 途全无风景。《水浒传》中，好汉行动时，走的都像是空荡荡的路。不是在作者看来，而是在文中 人物看来，途中没有什么好瞧的，安全走到就不容易了。作者不会僭越到文中人物前头去发话， 比如《水浒传》中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 一回道：“好！”
不落手就是不释手。然而，旁人眼里不落手，是纯粹的客观；人物心中不愿释手，便是主观介入了。这个分寸要拿捏好。难怪牟宗三盛赞《水浒传》的文字时说，一有风致，二极透脱。
顾随也极赞施耐庵的文笔之妙：“若《红楼》算‘能品’，则《水浒》可曰‘神品’。”但是，若换了另一个角度，曹雪芹的境界似乎又更高了，正如马鸣《大乘起信论》所说的，粗中之细，是菩萨境 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因此，同为对人类现实的再现与叙述，《红楼梦》更接近今天绝大多数 人的认知：人物牵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说话和行动都得注意他人的感受，不能由着自己的 性子。总之，大观园里被规训了的社会人与山寨水泊中人不同。
(摘编自江弱水《〈红楼梦〉〈水浒传〉的繁与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