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黄老学说盛行，至汉武帝时期却大兴儒学。治国方针和学术思想出现如此“大换位”，原因何在？儒学的上升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汉初以来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一是儒学主张的德政、仁爱、忠孝、君臣等级制度等，本来就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适宜的治国指导思想。汉初以来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人正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对施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成效人所共见。二是西汉初年社会残破、经济凋敝，亟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大受尊崇，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到武帝初年，汉朝已经具备强盛的国力，粮食、财物储备充实。“家给人足”，鼓吹“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主张以经议政、积极作为的春秋公羊学说恰恰适应这种需要。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专讲“微言大义”，被认为是“为汉制法”。它倡导“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国家统一；主张历史演进的“三世变异说”，要求“改制”，革除旧法、创立新法。董仲舒因推阐《春秋》之义，成为群儒之首；公孙弘因为发挥《春秋》学说，策论经武帝亲自阅卷，拔为第一，后平步青云，当了丞相。董仲舒依据《春秋》经义提出的多项施政建议，都得到武帝采纳。
武帝以后盛行的《舂秋》学，实已兼有最高理论权威和法律标准的双重地位。首先，是拿来作为决定皇位继承难题的依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幼小的昭帝继承武帝皇位未久，发生了有人假冒为卫太子出现于长安未央宫门事件。京兆尹隽不疑引用《春秋经·哀公三年》中卫国太子蒯聩违背父命出奔，此后被拒于国门之外的史实，平定了一番纷争，冒充太子者当即被逮入狱。昭帝对隽不疑大加称赞，要求大臣们都以他为榜样，“用经术明于大谊”。昭帝卒，因无子嗣，立昌邑王刘贺继位，结果二十七天便被大将军霍光等联名上奏皇太后将其废掉，其根据就是《公羊传》所言“王者无外”，因而迎立汉宣帝刘询。
其次，当时也常常用《春秋》决狱。武帝时，张汤为廷尉，即奏请征用博士弟子通《春秋》者补为廷尉史，因为熟习《春秋》即能判案治狱。当时用《春秋》断狱形成风气，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元朔六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胶东王、江阴王阴谋策应，因计划败露伏诛。汉武帝令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当时的大臣奏议也往往引《春秋》作立论之根据。宣帝即位后，博士谏大夫王吉上书，引《春秋》之义，要求选择良史，以正风俗。丞相魏相、山阳太守张敞先后上书，据《春秋》讥世卿，要求削除霍氏权力，提高皇帝威权。
西汉时期把《春秋经》作为治国施政的依据和学术思想的权威。其中有两点尤其有启示意义。其一，一个时代盛行什么学说，其深层原因应从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去找。其二，一种学说若想做到“与时俱进”，应当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否则其优势可能转变为劣势。董仲舒的学说是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的结合，他大讲阴阳灾异，助长了西汉后期鬼神迷信的严重泛滥，直至王莽利用图谶之说取代了刘姓政权。至西汉末年，出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以讲《左传》为中坚，重史实、重训话的古文学派，压倒了以讲《公羊传》为中坚，重解释引申义理的今文学派，中国学术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摘编自陈其泰《西汉人心目中的〈春秋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