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诗本是以言达意，意尽于言，那就应该已尽了诗的能事；而历来论诗者却主张诗要“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
“言有尽而意无穷”是一个人人都要承认的事实，这与“言外之意毕竟是言中之意”显然互相矛盾。要了解矛盾所由起，我们才能了解诗与科学的分别，也才能了解诗的本质。问题在“达”字的意义。“达”有两种，如果拿数学术语来说，一种“达”只有“常数”，一种“达”含有“变数”，言者与读者所了解的意思有一部分叠合（即所谓“言中之意”），有一部分参差（即所谓“言外之意”），其参差的原因在言者与读者资禀经验修养的不同。姑举下列两种语言为例来说明：
（一）2+2=4
（二）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在（一）那个数学等式里，言恰达意，意尽于言，那就无所谓“言外之意”。在（二）陶潜的诗句里，有一部分也几如数学等式，那就是字面的意义（“言中之意”），这两句话所指的客观的事实；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变数”，随了解者的资禀经验修养（这些统而言之就是“人格”）而变，这可变的就是“言外之意”。
这个分别就语句的功用而言，是陈述与暗示的分别。陈述如射箭，中的为止；暗示如点燃火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述的语句贵精确，言者与读者不能有些微差异；暗示的语句贵含蓄，有三分可以只说一分，而读者应该能“举一反三”。
就语句的所表对象而言，是理与情的分别。理是走直线的，直截了当，所以说理文贵明白晓畅，迂回或重复都是毛病；情是走曲线的，低回往复，所以抒情文贵含蓄，直率无余味就难免肤浅。
就读者的心理作用而言，是“知”与“感”的分别。可“知”者大半可以言传，可“感”者大半只能以意会。比如陶潜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两句诗，字义很简单，问识字的人“你懂得么？”他都可以回答“懂得”，再追问他“懂得什么？”他或是解释字义，把天气好、鸟飞还当作一件与人漫不相干的事叙述一番；或是形容这景象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反应，他觉得全宇宙中有一种和谐，他觉得安静肃穆，怡然自得。前者只是“知”，后者才是“感”。“感”人人不同，因为人格的深浅不同。“感”都是一个变数，即所谓“言外之意”。
一般人把写或印的诗的文字符号叫作诗，以为它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必须纠正的误解。严格说，诗只存在于创造与欣赏的心灵活动中。我虽非陶潜或莎士比亚，我能欣赏他们的作品，跟着他们见到许多自己无凭借即不能见到的境界，达到自己无凭借即不能达到的胸襟气度；至少是在欣赏的霎时，我在心灵方面逼近陶潜或莎士比亚。我说“逼近”，因为完全的“同一”或“叠合”是不可能的。原因在生命生生不息，世间绝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情境，也绝没有先后完全相同的自我。生命永不会复演，艺术的境界也就永不会复演。大同之中必有小异，诗于“常数”之外必有一个“变数”。欣赏诗不能纯然是被动地接受，有所取即必有所与，所取者诗的言中之意，所与者自己的胸襟学问，内外凑合，才成为自己所了解的那首诗，才使诗有言外之意。
从此我们可以明白诗以有限寓无限的道理。有限者言中之意，无限者言外之意；有限者常数，无限者变数；有限者诗的有形的迹象，无限者诗的随时生长的生命。言愈有尽而意愈无穷的，诗的意味愈深永，价值也就愈高。
（摘编自《朱光潜全集》第九卷《诗的无限》）
材料二：
在诗歌鉴赏中为何要“寻言”？这与诗歌的语言特性有密切关系。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历来讲究神、意、境、韵、味，主张含蓄蕴藉，追求立意深远，强调虚实相生，崇尚“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倡导“味在咸酸之外”，因而在作品中创造出幽深微妙、意在言外的艺术意境就成为诗人自觉的美学追求。
在文学鉴赏中如何“寻言”？文学语言尤其是诗的语言具有较大的张力和弹性，具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特点。因此，诗歌鉴赏中的“寻言”就不能局限于对语言作粗糙的简单化解释，要在“熟读”“涵泳”中见出其妙理。正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凡例》中指出的：“读书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
实践证明，只要鉴赏者仔细披阅文学作品的语言文辞，虽然作者为文之“用心”隐蔽，也是必然可以被把握的。“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文心雕龙·知音》）刘勰认为通过琴声都能捕捉到弹琴者的心声，更何况是“形之笔端”为目所能见的语言文字呢？当然，刘勰也对鉴赏者提出了条件，即“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面对“形之笔端”的语言文字，鉴赏者除了有“寻言”的方法之外，还需要“目瞭”“心敏”。“目瞭”就是要求鉴赏者有“鉴照洞明”的识鉴能力，“心敏”则要求鉴赏者要心思聪敏，否则，就算是面对“形之笔端”的语言文字，也只能感慨“成篇之足深”，而不知“患识照之自浅耳”。
（摘编自厉运伟《刘勰“知音”说的鉴赏交流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