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这一名称是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才产生的。中国古代对医学和医生有自己的称谓，如岐黄、杏林、青囊、郎中等。19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中医”概念的最早使用者。作为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知识体系，中医学绵延发展已逾两千年。《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学典籍，奠定了中医诊病治病养生的理论基础。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浓缩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的认知。中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儒家、道家思想精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精粹之一。可见，中医既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也具有治病救人的重要功能，这并无任何争议。只是到了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西方医学开始为人所知并广为流传，而中医的治病救人的理论基础与西医存在重大不同，由此引发了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而这就涉及科学的标准和边界问题。
知识社会学主张将科学放在历史背景下、置于文化情境中去解释和理解，而事实上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划界标准也一直随着历史变迁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范式”理论，认为科学就是一定时期科学共同体拥有的共同信念，包括概念、理论、方法、话语体系。中医很早就已发展成为一套拥有自身概念范畴且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并为“中医共同体”全体成员所共同认可。
与库恩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就是“进步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包括“硬核”“保护带”“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四个部分。从中医发展历程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构成其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内核”；经络穴位、五脏六腑、阴阳平衡等学说形成“辅助假设保护带”。在此意义上，中医学理论体系完全够得上是“进步的研究纲领”。
科学哲学实际上未能回答中医作为文化和科学的矛盾问题。文化，人文教化，狭义上主要指文学艺术精神生活层面的内容。广义的文化，泛指一切人类创造物——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在此意义上，科学也属于文化范畴。从漫长的人类社会演进史看，“科学”是直到晚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文化现象，人文主义思潮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学。科学产生于文化，尔后又逐步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一般而言，狭义的文化具有地域属性；而“科学无国界”，指的是追求客观真理和普遍性规律的科学知识须超越地域属性，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医学从起源上属于地方性知识。从中医典籍可以看到，中医发展之初，就尽量自觉地与巫术划清界限。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将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古代科学划入“前科学”范畴。西医在早期也是源自欧洲的地方性知识，由于其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紧密渊源，很快发展扩张成为全球性知识体系。早期的中医当然只限于中国甚至只限于汉族范围，但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了藏医、苗医、波斯医等民族传统医学的有益成分，近代以来中医已大踏步走出了国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在我国国内抗疫以及外派医疗队参与全球抗疫过程中，中医药均担当了重要角色，这表明中医药对于整个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科学”条目的解释，“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应用”。千百年来中医治病救人战胜瘟疫保障种族延续的有效性，表明其理论能够反映客观规律，具有科学性。
(摘编自石英《文化与科学：中医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微信扫码预览、分享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