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13岁游学欧美和日本，先卒业于哈佛大学，又研习于柏林大学及巴黎大学等。“求学时应该在乎知识而不该在乎文凭。”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根据自己想学的课程，知道哪所学校可以学习，便前往学习钻研，学成后又到另一所学校，留学16年，竟然未取一张文凭，也无学位，但学问之深，一时无人可及。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为专研高深学术之机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对导师要求非常高。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国学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曾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有点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陈遂被破格录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之广非常惊人，在宗教、史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以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闻名世界。他的课不单是学生来听，清华的许多教授都来听，他的好友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朱自清等也都来听，因此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又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要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陈寅恪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呢？从他早年的留学笔记中可窥见一斑。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他留学德国期间的学习笔记时，发现他的笔记竟有64本之多。这还不是全部，许多笔记包括文稿都在“文革”中因抄家而遗失了。这些笔记内容之复杂，难以形容，可分为二十一类，其中仅文字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以示讽刺。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陈寅恪一生历经忧患，遭遇世变、家变和个人病变。他先是眼盲，晚年又膑足，在“文革”中备受摧残打击。即使这样，他晚年还完成了9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在没有资料又不能涉猎其他领域的研究时，一个失明老人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写出这样的长篇巨制，真是让人惊叹。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所著的讲述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所轻蔑，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的精神。书稿完成于1964年，当时陈寅恪已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毫无疑问，陈寅恪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选自《国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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