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色文艺经典”或“红色经典”，是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逐渐活跃和流行的一个词语。一般来说，一部作品被视为经典，应当至少经历一个世代即30年的时间检验才可。由此看，经典即那些具有典范性和传世性的作品。红色文艺经典一词的出现和高频率使用，也应当是当代文化艺术中一种审美与艺术需要的反映。
自从鲁迅于1921年7月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使用“典型人物”概念至今已百年，鲁迅发表小说《阿Q正传》，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不朽典型阿Q。自此以后，中国文学致力于创造一种具有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之象征意义的崭新典型人物。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在深重的民族文化危机情境中，英雄人物横空出世，风云际会。正是晚清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情势，迫使现代作家和艺术家自觉地肩负起文艺启蒙的使命，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塑造可以担当民族危机拯救使命的“英雄”人物，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乃至整个中国文艺的一个重要使命和美学特色。
如果把红色文艺创作纳入这个现代中国文艺传统整体中去考察可知，红色文艺创作显然把创造这种特殊典型以及让它们在社会公众中释放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当作自身的中心使命去完成。正是在履行这个中心使命的过程中，红色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堪称经典性成就的作品，它们围绕典型这个核心范畴而释放出一些独特的修辞美学特征。第一，典型示范。红色文艺经典在艺术形象塑造上呈现出鲜明特征：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特殊的个别去透视社会现实的本质，为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提供了与普通政治、经济、社会等文献观察相比更有感染力的审美范例。如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塑造了五名普通战士的英雄形象，他们宛如五座山峰巍然屹立，体现了人山合一的境界，似在宣示现代中国新型历史主体的诞生。第二，转型再生。其显著特征在于，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形成转型再生辩证法，叙述稚嫩或弱小的主人公在神圣帮手指引下转型再生为新型历史主体的过程。这里有着一贯通性的主人公——帮手模式：主人公起初难免稚嫩，但可以自觉接受神圣帮手的导引，团结其他群众，战胜共同的对手，最终成长为新型历史主体。如小说《青春之歌》叙林道静在卢嘉川和林红等帮手帮助下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型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之一员。第三，破旧立新。在主题创作上，红色经典呈现出基于社会进化论的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必然趋势。新歌剧《白毛女》通过白毛女的故事阐述“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人”的道理。影片《舞台姐妹》通过舞台姐妹花竺春花和那月红的不同遭遇，显示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这种修辞美学让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历史性进程释放出审美感染力。第四，洋为中用。这是指艺术创作手法上的接西入中范式，表明大胆借鉴外来文艺样式有助于中国本土文艺焕发生机。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歌女《白毛女》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摘选自王一川《典型示范及其他——红色文艺经典的修辞美学思考》）
材料二
有相当一批很有成就的当代作家是推崇“红色经典”及其作者的。例如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刘绍棠就是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和新时期之初都写出过有影响小说的代表人物。他一直深受孙犁的影响，追求小说的诗情画意，而且擅长写乡村女性的朴素之美、美好心灵。他的《蒲柳人家》《蛾眉》都体现出对孙犁风格的继承。贾平凹曾经说过，引导他走上创作道路的，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新时期乡土小说还有厚重、沉雄的一脉。这一脉的代表人物路遥、陈忠实都谈到过《创业史》的作者柳青对自己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虽然现在已经成功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但过去岁月里的苦难经历和奋斗壮歌，已经深深融入了民族的记忆，并成为激励后来者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这意味着，民族精神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在“红色经典”中，我们不就可以从那些革命英雄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感受到古老的“大同”理想，从他们的英雄业绩中感受到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从他们不怕牺牲的凛然正气中感受到“舍生取义”的传统气概么？的确，在“红色经典”与传统文化之间，是存在着深厚的精神联系的。
（摘选自樊星《“红色经典”的流传说明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