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达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想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于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于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心灵感应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西川《生活的诗意》）
材料二：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自傅诗灵应喜甚，定叫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材料三：
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但是，笔者以为，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往往又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但人类的生存并不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即所谓“充满劳绩”。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类作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一个智能物种，本质上就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缘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有过对立，有过混乱，有过和谐，有过平衡。顺应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改造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更好地生存，是人类的特性。总而言之，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总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从“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变成了对人类有益的、为人服务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而，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包括在人类发展中对于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改造，也应当把握适度。
（选自宋生贵《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