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重重。纾解民俗学学科之困，要从知识生产层面进行探索，借鉴知识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史相关研究，重新确立民俗学学科的总体性问题意识、总体性分析框架和总体性解释路径，以增强民俗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对话能力，否则做再多的同质性个案研究也无助于提升民俗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地位。关于民俗学是否为“资料之学”，学界一直颇有争论。把民俗学视为资料学，本质上是否认民俗学具有生产知识的能力，而只能充当各种信息、资料的中转站，这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俗学学科的存在价值，更遑论其学科独立性问题。如果民俗学不能生产专门知识，而只是各类信息和资料的“经纪人”“经手人”或“二道贩子”，那么这个学科确实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讨论民俗学危机的纾解也就失去了现实和学术意义，但如果民俗学能够在各类信息和资料基础上生产出专门的学科知识，那么不可回避地就要讨论到这些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而讨论清楚这些知识是什么以及存在哪些问题后，再去讨论民俗学的未来问题才有了学术基础和现实价值。
实践民俗学强调从以往的民俗事象“优先”向日常生活实践的转变，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开拓了民俗学研究视野和学术边界。毕竟，按照传统民俗学体裁划分，在社会转型时期，大量传统民俗事象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而新出现的具有民俗性的生活文化或文化现象又不能被涵盖进来，这造成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持续萎缩。在这个意义上，把民俗学研究对象扩展到日常生活实践，无疑有助于民俗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有助于探索纾解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有效解决方案。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研究对象的转变或拓展，就意味着民俗学的转型。实际上，早在中国民俗学学科发轫时期，即已有学者关注日常生活、关注行动意义。因此，实践民俗学的出现，更像是一种学术初心的回归，而不是转变。
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时代剧变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传统民俗学确实需要进行自我“革命”，并在探索知识生产机制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研究方案，实践民俗学显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民俗学的学科危机是个系统性问题，反思和重构工作需要从多方面展开。
（摘编自李向振《当代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兼谈实践民俗学的知识生产问题》）
材料二：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持续发展的精神文明和内生动力。扎根田野、“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所做的正是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发展经济的宝贵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进乡村田野，就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
现在的民俗学者走向田野、深入民间的目的性很明确，大多是带着对具体对象和具体问题研究的目的开展田野工作的。不过，当代民俗学的田野研究，既不应该停留在过去那种以了解民俗事象来龙去脉为己任的阶段，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民俗事象描述清楚，而是应该通过这些民俗事象，去了解其背后实实在在的人怎样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的，即通过个案研究，展现民俗学理论建构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建构的深度和广度，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与反思程度息息相关。因此，研究者在展开田野调研和研究过程中随时要保持对自我的反省、确保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实践，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才可能跳出个案的狭窄视野，从对个案的典型性或代表性的“深描”中，展现宏大的理论追求。
关于民俗学的田野研究，巴莫曲布嫫曾提出“五个在场”的原则：史诗传统的在场，表演事件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受众的在场，以及研究者的在场。笔者认为，除了“五个在场”之外，还应当在更宏大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乡村在国家发展中的背景下，努力实现“四个同构”，即民众主体与学者主体同构、人文田野与理性研究同构、民间礼俗与国家治理同构，以及民间记忆与国家历史同构。
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是根植在中国乡土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其特征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乡村田野调查，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的乡村文化传统，去了解乡村人是如何赋予日常生活以文化意义和建构乡村文化传统的，动态看乡村文化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去认识民间记忆对于还原中国历史真实的价值。建构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目的，就是要用“有温度的田野”深化民俗学理论研究，推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就是要用“有深度的研究”服务于乡村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与发展。
（摘编自黄永林《构建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