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路德之前，德意志地区的教民其实读不到《圣经》，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来自牧师的表述，而牧师的理解来自主教，主教的理解又来自教区红衣主教（也被为枢机主教），当然，最后均来自梵蒂冈教皇的解释。而教皇的解释在每一个传播的节点都会被各级神职人员根据自己的利益进一步曲解。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语白话文，并通过印刷术传播，让德意志地区的农民也可以读到，这样教皇和各级神职人员再也无法控制和曲解信息，这最终动摇了梵蒂冈教会对欧洲的控制，帮助欧洲走向理性的时代。
——引自吴军《全球科技通史》
材料二：1919年底，当英国国王发布公告，宣布实行《改革法案》时，甘地依然建议国大觉对此表示欢迎，并且以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进行新的立宪尝试。……但甘地对英帝国的信任一直遵到破坏。他发现，英国政府没有设法弥补在旁遮普地区犯下的错误，反而设法遮掩官员所犯下的罪行。……这些发现沉重打击了甘地的信念。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英国的统治总体上是一种有益的机制，但现在他发现，这其实是一副既邪恶又潮讽的面容。面对这样一种“撒旦式的”统治，每一个印度人都有责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摘编自【印】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著《甘地传》
材料三：文明交往的全球化阶段，与以往人的关系的血缘、地域的不同之处，表面上看，是交往范围的空前扩大，地球变为“村庄”；实质上在于交往借助于信息技术等新的方式，在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些新的联系。商品世界、政治世界、文化世界、生活世界互相交叉，推动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新结合，并以本土化的形式，绘制着体现传统性底色的千姿有态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图景。
——摘编自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