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多次出兵平定西北边疆叛乱，完成了对新疆、西藏的完全统一，击败沙俄侵略，收复台湾。在承认中央王朝统治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限自治；不同地区颁布了如《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藏通则》等相应的法律；各地因俗设官（制），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等；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用封爵、给俸、联姻、朝觐等措施加强联系；不断赐封喇嘛教领袖，在蒙藏地区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蒙古族集中生活地区划定牧区、屯田（新疆）、实行招民开垦（西南地区）等，大力发展边疆经济。
——摘编自马汝珩、 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等
材料二：19世纪70年代，沙俄武装强占伊犁、阿古柏盘踞新疆喀什等地、日本国入侵台湾，清朝面临边疆危机。对此，李鸿章的意见是：“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丁宝桢的观点是：“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左宗棠的观点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必专顾西域，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则主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自封者也。”
——摘编自尹金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