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贫困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传统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来说物质匮乏、生产效率低下，但物质的匮乏造成的贫困现象与贫困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所拥有的一种亚文化，当这种文化沁入到了这个民族成员的血液和灵魂之中，就具有很强的韧性。
当前，中国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入了后小康时代。虽说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种嵌入到民族心理中的适应文化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阻力，制约着整个后小康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大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
西方传统文化中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主流，基督教将“贫困”作为一种“恶”的文化，希望用“慈善”的方式来消除这种“恶”。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伦理文化，而儒家伦理奉行的是一种“善”文化，并且通过官方正统的教化渠道使“善”文化成为主流。儒家思想家将“贫困”作为一种“善”，主张用“节欲”的方式来对付“贫困”，甚至将“贫穷”作为一种“美德”来进行歌颂。被统治者用来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将“贫穷”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并将其颂扬为一种美好境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浸淫在对贫困的这种认识和熏陶中。“贫困”即“美德”，成为一种精神鸦片，“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对待“贫困”的观念上，甚至比儒家的“贫困伦理”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期道教承袭并且衍化了道家的寡欲观，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守贫、苦行和守拙。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道释三者合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安贫乐道”的民族心理，“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的负面作用更加凸显，很快得到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认同，其安于贫穷、与世无争的消极心理更加深入人心。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儒道释三家合流后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贫困观念”和“贫困文化”，对于调适中华民族群体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使人们在面对贫穷落后的逆境和压力时，仍然保持一种坚忍不拔、刻苦耐劳的品性，并能够穷则思变，形成一种有效应对、适应与成长的心理机制。但是，这种“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仅契合农耕文明，适应生产力水平低下、工具简陋和生产资料有限的时代文化。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市场经济时代相抵牾的民族心理。
社会心理学认为，贫困心理基因是有记忆、有遗传的。贫困文化基因中的这种韧性，无疑为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后小康社会相对贫困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增加了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本。因此必须未雨绸缪，按照工业革命4.0时代、5G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标准，根据相对贫困的特征，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摘编自唐任伍《贫困文化韧性下的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特征及其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带领人民从“短缺”迈向“丰裕”、从“贫困”跨入“小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扶贫使命的终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扶贫战略即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
就绝对贫困而言，贫困主要表现为“短缺经济”“物质匮乏”“仅维持生存安全基本需要”“食物消耗货币化”等。身处绝对贫困中的人无暇顾及生存以上的发展性问题，生存问题的迫切性使得贫困的相对属性被短缺经济所遮蔽。
相对贫困则是在一定的对比中显现的。相对贫困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呈现出来的主客观状态，它不仅是满足低起点的基本生存需要，更是社会比较的动态综合性结果。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依赖个人或家庭的现有资源即便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但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准或其他群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生活境况或状态，这就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表现为经济维度（收入与消费）、社会发展维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自然生态维度等多维度的匮乏。虽然平均生活水准是通过特定贫困测量所得，但它仍是动态演变的，会因时空和人的感知差异而不同。因此，相对贫困包括客体评判和主体感受两个层面，前者是社会针对个体所作的客观式评价，后者是贫困主体自身对生活境况的主观式评价。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阶层间基于主观认定的生存水准差别而形成的贫困。相对贫困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参照系，其地方性和区域性特征突出。
（摘编自王国敏《后小康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