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高粱、玉蜀黍、番薯等开始普及，“燕、泰、晋、豫、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梁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粮食生产以外，也有为满足衣着生产的棉、麻、苧等，还有染料蓝靛、红花等以及其他手工业生产原料，蚕桑的栽育几遍天下。棉花种植，“江花出楚中”“北花出畿辅、山东”“浙花出余姚”“姚邑之北乡濒海……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闵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材料二：1920年《北四省灾区视察记》道：“因日本人近来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粮食遂陷于空虚状态。”据部分地区1921-1925年农家调查材料表明，农民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而在购买品中，如山西，“八口之家，无一人之身无洋货者”。1933年，湘、鄂、皖、豫、赣五省主席联电国民党中央，称：“外洋米、麦同时输入倾销……（国米）销愈疲，价值愈落，农民所需耕种各费罄谷之值，不能抵偿。”
——摘编自刘彦威《世界市场体系下的近代中国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