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是先民的神圣叙事，具有重要的功能与意义，正如英国神话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论述的那样，神话是为了满足深切的信仰需要、道德渴望、社会服从、社会主张甚至实际需要而经由叙事加以再现的原始现实。中华先民创造瘟疫神话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解决之道，比如解释瘟疫产生的原因和传播的途径，寻找抵抗瘟疫与解救生命的诸种办法。这些神话不仅在先民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即使在当代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根据《山海经》的记录，先民认为瘟疫是由跂踵、絜钩、蜚等精怪散播到人间的。这些精怪原型涉及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跂踵貌若猫头鹰却有着野猪的尾巴，絜钩像野鸭却长着鼠尾等。这和先民在捕猎过程中发现人类身染瘟疫有时与接触猫头鹰、野猪、老鼠、蛇、刺猬等动物有关。先民为了传承经验，创造了这些神话。后来又有瘟鬼散播瘟疫的神话，如颛顼三个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儿子散播瘟疫的神话。瘟鬼散播瘟疫的情节说明先民可能意识到了瘟疫的人际传播特征，瘟鬼喜欢作祟小儿，说明先民已认识到儿童是传染病易感人群。
中华民族先民对疫病已有一些初级应对措施和医疗手段。汉族叙事长诗《黑暗传》记录了神农尝百草神话：“神农疗病尝百草，为民除病费精神，七十二毒神，布下瘟疫症，神农尝草遇毒药，腹中痛疼不安宁，急速尝服解毒药，七十二毒神，商议要逃生，神农判出我姓名，快快逃出深山林。至今良药平地广，毒药平地果然稀。”这段神话告诉我们，当时先民已对部分传染性疾病有了认知，寻找出了部分疫病的对症治疗草药。神话中，神农氏是因对抗疫病而牺牲的中华第一人。
先民慢慢认识到，比治疗更好的方法是预防。《太平御览》《庄子》都谈到，从前百姓常为传染病所苦，黄帝设立巫咸，使民众沐浴斋戒以通九窍，敲鼓击铎以振奋精神，劳动身体迈开步伐，喝酒吃葱使五脏通畅。这些方法以神话方式相传，造福了不少民众，直到当代还在部分地区保留着年终岁末驱傩仪式。这种仪式，与其说是封建迷信，不如说它是对先民预防瘟疫经验的总结。
原始先民还创造了一个神——西王母。《山海经》上说，西王母外形像人，却有着豹子的尾巴和老虎的牙齿，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之神。“天之厉”就是指瘟疫。西王母的形象更像人类，这意味人类试图通过管理瘟疫来对抗瘟疫，这种设想，后来逐渐变成了现实。“五残”是五刑残杀，和“天之厉”一样均是损人性命之事。先民认为向西王母祈求可避免这些灾祸。我们可以此理解后来在西王母的信仰中所产生的护佑长生的内涵。掌管瘟疫与护佑长生其实是一体两面，健康无忧自然能长命百岁，这是瘟疫管理的终极目标。
马林诺夫斯基说，神话不是理性解释或艺术幻想，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的实用宪章。在中华早期抗疫文化中，处处可见先民为战胜瘟疫而付出的努力甚至是牺牲，也充满着他们对于最终战胜瘟疫的信心。
（摘编自毕旭玲《试论中华早期抗疫神话的科学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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