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目前，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高出约1℃，其主要表现是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这些和人类的健康有怎样的联系呢？
最显而易见的，是热浪带来的死亡。据相关报告，从2000年到2018年，全球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率增加了53.7%，青壮年也难逃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问题，例如中暑、脱水以及烦躁等不良心理反应。
再者，高温为虫媒及病原体的寄生、繁殖和传播创造了适宜条件，会引起疟疾、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的复苏和传播。正如中国俗语所言“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飓风等，往往会触发某些虫媒传染病、介水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气候变暖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将迫使动物迁徙，导致动物间病原体溢出，传播到人体概率加大。气候变暖引起的冰川冻土融化，可能会释放出冰封的史前病毒，引发新的未知疾病。
极端天气事件对人类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多重的。例如，山火不仅造成伤亡，幸存的人也会因浓烟而罹患呼吸系统疾病；气象灾害带来的可怕场景和随之而来的瘟疫流行，也往往造成社会性的心理创伤。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可能对人类的威胁更大，自1981年以来，全球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潜力已降低了1.8%–5.6%，一些地区发生粮食危机，造成人们营养不良，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更增加了疾病易感性。
这些负面影响并不局限于贫困地区，因为它所导致的更多冲突、粮食危机、流离失所及人畜共患病，往往引发蝴蝶效应，让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尽管全球都在关注新冠疫情，但我们不能坐等疫情过去，再着手迅速减排。”联合社论呼吁各国采取紧急行动，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1.5℃以下，停止对自然的破坏，从而保护人类健康。
（摘编自刘佳璇《极端气候威胁人类健康》）
材料二：
当前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愈演愈烈，无不预示着人类当前的艰难处境。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将走向何方，值得我们深度思考并做出关键性选择。
当前的气候变化形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尽管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争论始终没有停止，但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全球是否真的在变暖，变暖与人类排放二氧化碳是否存在关系，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是否值得相信。真正的焦点在于气候变化的事实是否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危机已经到来，而面对危机我们的态度和选择是什么直接决定了人类社会未来的生死存亡。
科学研究和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也更加让我们走向事实的真相，但忙于争论而忽视了眼前的危机将让我们丧失把握机会的能力，错失转危为安的机遇。
当前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逐渐取代旧有的格局，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在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再不彻底扭转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我们面对的只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未来。
最新评估显示，当前各国自主贡献的力度之和尚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制定的21世纪末把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而且还存在很大差距。如果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延续下去，到21世纪末全球温度升高有可能突破3℃–4℃，或将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当前针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形态之争依然存在，使有关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集团之间，不同团体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信任不足和利益隔阂的问题，自下而上的行动与自上而下的目标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如何打造全球气候行动共同体，协调顶层设计和底层行动之间的鸿沟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探索，这些也亟待通过创新机制来弥补。
多元化的平台和网络建设，可以促进各国各地区之间、各个组织机构之间、各个群体和行业之间资源要素的充分流动，给行动者赋能，使之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中坚力量，最大化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当前许多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有关政策仍然独立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外，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情况。其实，应对气候变化要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全民福祉相融合，尤其要与经济政策相融合，借助经济手段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在当前紧迫形势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传播层面，更应该深入到产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需要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首创精神，需要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进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在细微之处体现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行动。
最后，顶层设计要更加接地气，更加增强与各类社会主体的良性互动，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的系统性提升，而政策制定和实施需要更加科学合理，更具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并充分体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摘编自毕欣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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