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承受书写的材料,殷商和西周用甲骨(龟甲和兽骨),东周、秦和西汉用简牍(木简、竹简)和縑帛(丝绸) ;此外有范铸文字的钟鼎、凿刻文字的石碑,等等。东汉开始有“纸”。
史载:“蔡伦造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经验,改进造纸术,他把树皮、麻头、破麻布、旧鱼网等含有植物纤维的废品,捣烂、腐蚀、分解,造成纸张,这叫做打浆法。打浆法是造纸的关键技术。从纸浆中提出纯净的纤维,去除杂质、加以漂白,就造成适合书写和绘画的洁白纸张。他主管宫中器物生产,既有改进造纸的要求,又有试验生产的条件,终于造出轻软价廉的“蔡侯纸”,对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根据他的方法造出的纸,后来被称为“蔡侯纸”。西汉宣帝时候已经有早期的植物纤维纸,不过质地过于粗劣。出土的西汉麻纸证明,不能用于书写。这比“蔡侯纸”早两百年。
“蔡侯纸”之后一百年,又有“左伯纸”,是东汉末年左伯(字子邑,东莱人)所造,进一步提高了造纸技术。东晋以后,纸完全取代简牍。两晋、南北朝时期,经常用纸抄写古籍。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北魏、隋、唐、北宋等时期用纸抄写的经卷。
造纸术由洛阳一带传到江南,促进了江南的文化发展。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北纸用横帘造,纸纹必横;南纸用竖帘,纹必竖。若二王(羲之、献之)真迹,多是会精竖纹竹纸。用“竹丝帘”捞浆成浆片,把浆片贴在墙上晒干,就成纸张。
东晋葛洪用黄檗造纸防止虫蛀。陈朝(557——589,南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提到五色华笺,河北、胶东之纸。这时候,既求耐久,又求美观,造纸技术又前进了一步。为了扩大生产,造纸原料因地制宜。在产藤的地方用藤角造纸,是新的发展。唐宋时期,蜀纸最有名。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蜀中多以麻为纸。苏东坡《东坡题跋》中说,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异常,以沤麻楮作笺纸,洁白可爱。明清时期,作用较大的纸是:竹纸、毛边纸和宣纸。其中宣纸是在造纸历史中有着特殊地位的纸。它的优点是物美,不是价廉。出产于安徽泾县等地,集中在宣城销售,因此称为宣纸。
宣纸的生产过程包括:浸泡、灰掩、 蒸煮、洗净、漂白、打浆、水捞、加胶、贴烘等十八道工序,一百多条操作要求,经过一年才能造成。唐代宣纸是贡品,受到书画家的喜爱。明朝是宣纸鼎盛时期。清朝宣纸分为棉料、皮料、净料三大类,并有单宣、央汞宣、罗纹宣等二十多种。清末以来,洋纸竞争,纸业衰落。宣纸具有特色,勉强推持。今天中国和日本的书法家,不少人仍旧经常使用宣纸。
公元2世纪,正当蔡伦改进造纸术的时候,中国和西域之间的交通开通了。纸张沿丝绸之路出口到当时的西方,造纸术经西域传到阿拉伯,再传到北非和西班牙,最后传到西欧。长期间,欧洲人以为植物纤维纸(所谓褴楼纸)是德国人或者意大利人所发明。现在由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物证,承认纸是由中国人首先发明的。
(摘编自周有光《说纸》)
材料二: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 早已有了本体意义。“媒介” 构成了这个时代的语用环境,同时也成为时代之中主体交流与沟通的核心枢纽。它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艺术的载体,更是情感的载体,甚至它不再仅是“载体”,而是一种新的交往“主体”。
在一般认识中,媒介就是信息的载体。对于阅读来说,重要的是信息本身,而非其载体。可是,自从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以来,人们对媒介的认识就出现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什么是媒介”有着极为深刻的论述。从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提出“传播的偏向”开始,媒介被看作是超越了一般信息载体的特殊文化形态。此后,麦克卢汉、波兹曼、梅罗维茨等学者又纷纷提出见解,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
“媒介即讯息”。这是伊尼斯的学生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1964)中提出的重要论述,它扭转了传统注重媒介内容而忽视媒介形式的弊端。而事实上,当今社会的媒介之重要早已超越了具体讯息,成为一种参与主体塑造,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因此,“认识媒介”与古布腊神庙上“认识你自己”的铭文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媒介即隐喻”。这是麦克卢汉的学生尼尔·波兹受在《娱乐至死》(1985) 中提出的基本观点。“隐喻” 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它意味着媒介在讲述现实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叙事本身更高的权威,使人们误以为媒介叙述的“现实”才是现实,是比真实更真实的拟态环境。“媒介即隐喻”这就需要人们具有高度的媒体讯息识别能力,勘破“隐喻”背后的秘密,从而真实地把握真实。
“媒介即情境”。这是波兹曼的学生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1985) 中提出来的。梅罗维茨把媒介看作场景(情境),而不同的场景会导致不同的社会行为,尤其新媒介将导致新的场景,从而诞生新的社会关系。
这三种媒介认识具有一以贯之的师承立场,那就是把“媒介”看作是具有价值偏向的、并非冷冰冰而纯然客观的文化形态,或曰引导性力量。也就是说,“媒介” 本身有着值得深刻挖掘的内涵,甚至可以认为它具有本体意识,它在故意引导受众朝着某种方向前进。因此,“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就不能只注重媒介内容,更要注重媒介所营造的整体氛围,以及这种氛围可能导致的价值立场。
(摘编自林玮《“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本体意义:一种传播共同体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