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关于礼的起源，国内学界尚存在争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祀神灵、祈求幸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周公在总结商朝灭亡原因时认识到要想治理国家，调整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统一各族各部的思想，一个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将国家与子民纳入到一个具有强大约束力的规范系统之中。他发现世代传习的“礼”就是这一规范系统的胚胎。于是他将上古流传下来的分散零乱的礼制加以整理、补充、修订，并给予充分的论证，使之礼典化。“礼”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一套治理国家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
春秋时期，整个社会陷入“礼崩乐坏”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时代危机，孔子认为是因为周礼缺乏内在道德基础和根据。在孔子看来，“礼”不过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外在根据，“仁”才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根据。所以孔子强调以“仁”释礼，用“仁”来充实“礼”。儒家之礼超越了以往的外在形式之礼，成为一种行为规范，直指道德内核，成为引导人生走向“仁”这一理想境界的桥梁。
到战国末期，荀子在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孔孟的礼学思想过程中，强调以礼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建设，但也更加注重道德与法律在调整社会规范中的平衡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荀子注重引礼入法，强调依靠“礼”的等级制度来规范个人利益和社会财富分配，并由此形成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荀子所强调的“礼”，已经超越一般的道德规范，明显具有“法”的刚性，“礼”被赋予了法律的强制力。
传统礼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最高的道德准则和最正统的治国方略，在维护统治阶级封建统治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陈力《中华“礼”文化的发展渊源》）
材料二：
被称为“中国文化之心”的礼乐文化兴于三代，经周公旦、孔子、荀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礼和乐为两翼，以社会建构、文化建构和人格建构为目标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文化。以现代性视域审视，礼乐文化在文化人的时代文化任务中仍蕴含着丰富价值。
礼仪礼节是道德素养的体现，也是道德实践的载体。文明守礼的国民风范，既有赖于外在明礼遵规的行为表达，更有赖于内在道德品性的普遍提升。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文件，强调要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化作用，引导人们明礼遵规，不断提升文明素养。在新的时代坐标上，礼乐化人的价值实现，首先要着力于公民道德风尚的形成，涵养人们天人合德、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礼乐精神。其次要加快礼仪规程的制度设计，积极探索既承续传统又与现代生活相融相通的社会礼仪、服装服饰、文明用语、待人接物规范。再者要加快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礼乐生活的获得感。
“乐”的本质不是肤浅的快乐体验，而是一种积极乐观、愉悦明朗的健康心态和情感状态。孔子赞赏的“曾点之乐”正是这种悦情悦志的审美理想的表达，寄托的正是儒家希望君子超脱物欲羁绊的旷达的人生价值观。这种精神文化传统对于引导人们关注感性生活、追求高雅情趣、优化向上向善人文生态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礼乐文化重人伦和乐、追求仁者之乐，蕴含着中华民族志于生命大乐的文化心态取向，表现出深沉而久远的人的主体性超越，是中华民族敢于担当、敢于创造、敢于梦想、敢于奋斗的民族精神的底色，对于抵制迷心逐物、澄清价值导向、敦行文明风尚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
乡土中国是礼治社会，但礼不是依靠外在的权力维系的，而是借由实践理性得以赓续传承的。礼乐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生活文化，实践重点始终不离人们现实的、感性的生活图景。从饮食起居、庭院洒扫、服饰仪表、进退辞让、待人接物、婚丧嫁娶等，都有礼可循。从这个角度来说，礼乐文化就是礼乐生活，正是这种把文化活动融于日常生活中、把个体生存旨趣融入整体性的价值诉求中的文化实践形态，有力地保证了社会关系的持久稳定和谐。新时代的人们更应树立“不学礼，无以立”的文明观念，才能稳定形成中正平和、尊重谦让、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在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必须充分用好传统文化的力量，要认识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力、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使命。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可以从礼乐文化丰富的历史积淀中获取资源、精准发力。中国礼乐文明在向国际社会阐明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方面还具有很多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候就引用了《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摘编自李焱《彰显礼乐文化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