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东方的中国，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这就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浑盖之争。
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提出了平天平地说，并且找到了适合这种模型的数学方法，那就是在立竿测影基础上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测算各种天文数据。该说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能够编制历法，满足社会需求。该说构思的七衡六间，可以用来准确的预报二十四节气，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由此，该说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汉武帝时，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浑盖之争涉及与有关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比如，他提出，按盖天说的说法，天至高，地至卑，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动，也是高高在上的，人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视觉错误的缘故。但是，即使人眼会因观察对象的距离远而产生视觉错乱，水平面和光线的传播是客观的，它们是不会出错的，那么就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实验证明太阳确实是从水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这与盖天说的推论完全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这是扬雄从观测依据的角度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整体来说，他从八个方面对盖天说所作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
但是浑天说也着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的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无疑都是这场论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浑盖之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天文成就？
古代中国，人们遵循“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君王们不仅要对国家治理的秩序负责，也要对上天的正常运转负责，这一特性使天文学在当时成为官方的首要科学。
在成书于公元前100多年的《淮南子》中，记载着一个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这些神话开始，天文学就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史前的天文遗址，到西汉的彗星帛书：从唐朝遗留的星图，到宋代记载的客星……这些早于西方国家成百上千年的天文成就，以及留存至今的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时至今日仍在为现代天文学研究贡献一己之力。
在西方文明中，天堂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只有神才能涉及的领域。与此相反，在古代中国，人们遵循“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每天都在通过天象解读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国家的政治活动，还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天象密切相关。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汉朝董仲舒认为上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明宋濂《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古人认为，天地是相通的，天上发生的每一种天文现象（例如行星相合、日食、彗星、新星等），都对人间的事件有着特殊的启示。与此同时，天上的不同区域也都有地理上的分野与之对应。天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人间的一切。生活在地上的人，就这样一直处于上天的凝视之下。
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国家被称为“天下”，帝国被唤作“天朝”，治国要遵循“天意”，皇帝亦自命为“天子”，统治者被认为是上天的代言人，“维系着天地之间的和谐。作为“天子”，君王们必须解读天象，这一特性使中国的天文学在当时成为官方首要科学。
（陆纾文《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