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反排木鼓舞源起的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动作语汇、舞蹈节律与象征意义都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文化认知和族群历史密不可分。过去，反排木鼓舞遵从严格的仪式禁忌，只出现在祭祀场合；现在，随着文化生态的改变，反排木鼓舞早已突破了仪式场景对它的限制，更多地承担起今人赋予的“传播文化”“打造地方名片”等功能。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排木鼓舞进京表演，之后多年间参与不同地域、范围的调演和展演多次，扩大了它的知名度；1986年，反排木鼓舞在贵阳参加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赞誉，由此名声大噪，逐渐由乡间活生生的仪式文化场景走向了世界，逐渐成为贵州苗族的文化符号表征。
对于反排木鼓舞的保护，近年来黔东南州和台江县先后出台了保护条例和一系列措施，如：地方政府财政单独划拨保护经费；建立传承人档案，提供生活补贴；传承人办班授课，纳入当地中小学乡土课程；建立数据库，不断充实普查信息；每5年举办一次全县参与的大型比赛活动；等等。这些措施可有效增强对反排木鼓舞的保护，提高苗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认知度。
近年来，反排村及周边村寨自发形成了多支民间木鼓舞表演队，频频出现于国内的文化旅游表演市场与体育舞蹈竞赛活动。木鼓舞为传承人带来了民族文化的荣誉感和尊严感，也带来了收入，多种合力客观上促进了反排木鼓舞的传承和延续。2013年，反排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该村的苗族芦笙制作技艺与苗族多声部情歌（国家级非遗）也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名片，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赏。
（摘编自陈正府、陈海容《反排木鼓舞：文化自信与传承坚守》）
材料二：
“活起来”告诉我们，仅将文化遗产当作珍稀物品保留下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发掘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为人类现代生活服务。文化遗产应在被观赏、被分享中得到保护、诠释和延续。换言之，文化遗产只有通过适当途径发挥作用，通过特定方式被大众关注与分享，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保护文化遗产并不排斥对其进行合理利用，而且合理利用是最好的保护。在物质文化比较发达、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的当代社会，经过科学规划和管理对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利用，无疑是对文化遗产的积极保护。当然，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合理利用。
（摘编自单霁翔《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材料三：
要想让文化遗产成为活的文化，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而必须依托人进行活态传承，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传承。比如，可以在保护区（文化核心区域）内搭建实验性的舞台化互动与活动空间，以“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的方式，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也可以对特定的文化空间进行微改造，如增设社区美术馆、艺术画廊、创意书店、生态绿地等，以实现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与百姓生活的活态融合。
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是静态的文化，而居住其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流动，他们的生活习惯代代相传，形成了鲜活而有温度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非常值得发掘、铭记与保存。所以说，最好的城市记忆不仅存在于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中，更存在于城市居民的生活细节与民生故事中。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内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鲜活的民生故事，如同街区无形的毛细血管，连通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情感，同时还是城市历史某个断面和城市文化某个侧面最好的写照。
因此，在探索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追寻历史的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操作，还要从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出发，关心当下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地延续历史街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建立诸如“老北京文化活态博物馆”等以居住为主要形态的社区，使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展示。
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就要通过文化遗产增加社会互动、突破传播的时空限制、建构新的传播模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数据化与物联网化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
（摘编自于小植《在城市更新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