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
茹志鹃
1946年的中秋。
我们文工团的几个同志，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到包扎所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那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他说的什么我没大听清。好像是说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向老百姓去借，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
我和通讯员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分头去动员。不一会儿，我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向里“大姐、大嫂”地喊。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地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道歉，讪讪地开口借被子。被子拿出来，我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了。原来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我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他绷着脸，垂着眼皮，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一定有同感吧！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后来她问我：“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了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炮响起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能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或是喂一点饭食。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低着头，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