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盛赞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这些万物灵长依然有着自己无法弥补的缺陷，在戏剧中犹疑退缩。在曹禺生活的时代，曹禺目睹了封建家族制牢笼禁锢青年的悲剧，痛感于国民痼疾对民族精神的损蚀，所以在其早期剧作中，男主人公常常懦弱犹疑，缺乏自立与自我意识，性格上也存在着类似莎翁笔下人物所具备的缺陷，甚至进一步发展深化了相关人物的性格特点。
从戏剧主题来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都以“复仇”作为叙事主线。《李尔王》中的李尔因虚荣偏信，将国土分给奸恶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却使忠心的小女儿流落异国。他失权后被逐，落魄中得与三女儿重逢，最终才除掉了狠毒的大女儿与二女儿。《奥赛罗》中，奥赛罗听信谗言杀害了妻子。真相大白后，他愤怒地杀死了诽谤者并拔剑自刎。莎翁通过这些复仇情节来展示善与恶、美与丑的搏击，最终赞颂了理想状态下高尚与健全的人性。受莎士比亚影响，曹禺也将“复仇”这一概念渗透在他的剧作中。《雷雨》中虽没有直接出现复仇者形象与复仇行为，但在最后一幕中上演的母子相认、兄妹乱伦的惨剧，实质上也是一种复仇结局。恐怖的轰雷、诡异的闪电，对世界中挣扎生命的打击，正是“上天”“命运”“造化”对愚昧妄行之人的复仇。
曹禺曾坦言，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技巧给予了他很多启发。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安排的一些超乎人力与自然范畴的景物或意象给戏剧带来了朦胧的色彩，如《哈姆雷特》第一幕中夜色里显现的可怖幽灵。这虽然是作者交待故事缘由的一种技巧，但却因灵异形象的出现而神秘。《李尔王》中的暴风雨，《麦克白》中神秘女巫等等，均是如此。曹禺自小便接触基督教，宗教宣教与表达上的独特方式让其在创作戏剧时驾驭莎翁的这一创作技巧更为得心应手。他曾说：“《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在场。”
当然，曹禺对这种技巧的借鉴决非皮毛式移植。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设置的幽灵意象，隐喻了当时丹麦国混乱无序、天怒人怨的惨象，并为哈姆雷特的复仇铺设了台阶。曹禺笔下的，如“雷雨”“闪电”“鬼魂”“阎罗”等物象，是人们特别是东方人观念中信奉并恐惧的物象，符合他们的思维习惯，与莎翁的剧作一样，不仅衬托出剧中人物矛盾痛苦的心境，还凸显了当时时代与社会对人民的毒害之重、摧残之紧，既营造出神秘的戏剧氛围，又呼应了“五四”思想启蒙、人性革新的时代主题，体现出了一位剧作家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
所以曹禺被评论界曾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其话剧成就代表了20世纪中国戏剧的最高水平。
（摘自胡亮宇、侯业智《试论莎士比亚对曹禺早期戏剧创作的影响》，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