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生命力主要是日常应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都热衷于构造一个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问题。中国从孔孟、老庄，到程朱、陆王、颜李等，其学说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其所探寻的问题多半集中在社会人生方面，主要涉猎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秀，百家争鸣，儒、道、法、墨、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以卓越的智慧，奠定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根基。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其余各家或隐于山林，或潜入民间，或消于无形，以至逮于今日，传统优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传统儒家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全面实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就是要把诸子百家中优秀的、可以为今日所用的内容重新发掘出来，成为先进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凝聚、优秀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
比如，墨子注重科学技术，墨子及其弟子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小孔成像、滑轮受力、光线直射、杠杆原理、天平原理、点线面体圆的概念等。连发出“李约瑟之问”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也感叹“墨家的科学水平，超过了整个古希腊”。法家首重法律制度，蕴含“依法治国”的思想精髓。名家具有严谨的逻辑学思维。道家对宇宙起源的思考和自然哲学成就，炼丹术之于化学，风水之于环境科学，堪舆术之于地理学，兵家之于军事科学，纵横家之于外交和政治学，等等；以及王朝治理的科学性和对现代治理的启示，如科举之于现代公务员选拔，丝绸之路之于现代国际贸易，晋商之于股份制和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等，让今天的人，看到中国古人天才的超前创新，在古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变“我注六经”为“六经注我”，既符合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特点，情感上也更加亲切，容易获得认同。
还有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发掘复兴，那就是实学传统。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标签化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道德，重气节，但无能力，轻事功。这一形象的固化，如果不是有意为之，也是极大的误解。很难想象，没有扎实的现实功用，中华文明如何可能经历几千年风雨而长存。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真正支撑和推动民族历史前进的，在“地底下”，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实学自古即存，至清初颜习斋而成体系，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反对宋明理学、阳明心学重性理、良知而轻事功的倾向。可惜无论学院派的新儒家，还是通过电视、网络传播传统文化者，都在接着或照着宋明理学或阳明心学讲。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今天，实学传统无疑更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用适合现代人的方法阐释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内容，不仅是方法手段的问题，更深层次在内容的选取和传播的视角。要从有益于增强文化自信、有益于促进现实功用、有益于全面复兴优秀文化传统的立场，契合现代人的认知和心理特点，提升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阐释和传播水平，取得全方位效能，让传统优秀文化焕发当代光彩。
(节选自李晓东、贺福中《让传统优秀文化
焕发当代光彩》，有改动)
材料三 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做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两千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而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贤们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黄亚果《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