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经济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反弹，202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增长4.8%，将成为有史以来排放量增长第二高的年份，全球变暖正在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气候变化一直都是全球治理的难题。一方面，气候变化问题绝非单纯的环境问题，其实质关乎经济乃至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也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每个国家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个国家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导致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困境。对此，唯一的解决出路就是多边主义，这需要各国站在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点上作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但现实却是各国围绕气候问题的多边谈判进展缓慢，在多边谈判桌上部分国家始终以单边思维思考问题，将全球利益放在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将长期利益放在短期利益的对立面，导致各国在温控目标的设定上争论不休，具体的应对措施迟迟无法落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是在减排责任问题上仍然无法取得共识，有些国家甚至已经绕开多边谈判桌率先采取行动。例如：2021年7月欧盟公布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提案，将气候问题延伸至贸易领域，这对资源效率高、工业生产碳排放较低的发达国家有利，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有可能改变贸易模式，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进一步分化。
近年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碳减排行动。从国内层面看，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以实际行动展现中国向气候变化宣战的决心。在技术发展上，中国正在加大脱碳技术攻关，积极研发碳捕集、碳封存和碳利用等相关的低碳技术；在制度设计上，目前中国正在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将其作为各地主要负责人考核的“硬约束”，并稳步推进气候治理融资市场化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在产业调整上，中国在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新兴技术同低碳产业深度融合。
从区域层面看，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未来中国应当继续深化与各国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绿色金融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绿色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后疫情时代的绿色低碳复苏。
从多边层面看，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气候治理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中国也进一步加强同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如利用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平台与欧盟开展沟通协调，加深对彼此的理解，避免碳边境调节机制成为阻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绿色”壁垒。
（摘编自刘斌、崔楠晨《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
材料二：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大多由西方国家设立、少数国家主导，治理原则和规则并不完全合理，全球治理成效及前景受到影响。伴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机制应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次疫情防控中的国际合作使不同肤色、民族、宗教以及国家的人们意识到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巨大能量。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正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新型国际关系与新全球治理机制的建设方向应是一脉相承。
如果说公正合理是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方向，那么共同规则的制定是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内容。疫情下多数国家支持国际合作所带来的共赢局面充分证明，构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正成为各国共识。历史上，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组织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表明成员国坚持规则导向的重要性；现今，世界卫生组织在抗疫斗争的作为再次展示了多边规则的借鉴意义。而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强力趋势下，包容、平等与相互尊重才是符合时代思想的新世界观。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要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摒弃单边主义思维，提升多边组织和更多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让规则的制定更能响应多数国家的声音。
君子和而不同。只有推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理念、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为新力量、以公正合理与共同规则导向为新机制等方面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国际合作抗疫既是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巨大考验，也为此后全球治理体系向何处去、如何变革提供了经验借鉴。
（摘编自熊昊《以国际合作抗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治理行动具有全球性。
B . 世界各国目前在减排责任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
C . 中国为打破对外贸易发展的“绿色”壁垒，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各种国际对话。
D .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的治理原则和规则缺乏合理性，新的全球治理机制需要兼顾多边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