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追寻光明而宽阔的人生境界
阎晶明
鲁迅无疑是一位觉醒者。
1918年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从1906年决定“弃医从文”开始，积累、涌动长达12年，文学家鲁迅终于真正爆发。是什么让鲁迅经历了一个仿佛无所事事的漫长等待期，迎来一次彻底的呐喊？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觉醒的迟疑，他深知觉醒者必然历经痛苦，一旦觉醒并发出呐喊，则必须有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始终不渝的坚持。为了也许自己并不能看到的将来，“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的人生总是在自我矛盾与纠葛中，始终在自我情感冲突与痛苦中思索并且写作。处在那样一个风雨如磐的旧时代，最先从思想和观念上觉醒的人们，既有看到希望曙光的兴奋，也有前路茫茫的困惑。鲁迅做出“弃医从文”的选择，是因为他意识到精神“立人”才是根本。在之后的漫长求索中，他一直在寻找前行的道路。他对故乡既怀念又远离，对家族也是在叛逆中含着隐忍。即使他已经决定要通过文艺为中国人的精神提供光与火，同时又接受母亲的要求，回国与一字不识、缠了小脚的朱安结婚。他对周作人周建人可谓有着长兄如父般的感情，但又因琐事与周作人“兄弟失和”。
因为这种种矛盾纠葛，因为每每需要辩驳反击，鲁迅在世时经受了太多怀疑、误解甚至攻击。鲁迅说，觉醒者对于后人的态度，“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其次才是“指导”和“解放”。正是出于尽可能的理解，现实中的鲁迅，可以说是以隐忍牺牲的态度，面对他在笔下所批判的许多人和事。而世人只关注他的一个都不宽恕，忽略了他的另一面。
鲁迅写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稿费帮助了太多的青年。他与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新书局主办者李小峰打了一场官司，然而在官司之后，他仍然把自己的作品交由李小峰出版，因为他相信李小峰仍然是一个愿意做事的青年。他主张当时的青年参与社会革命，又不愿他们付出无谓牺牲，同时又反对那些指责学生参与爱国行动的言论。
体现在创作上，匕首投枪是鲁迅杂文的突出特征，深刻揭示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小说最集中的主题，表达内心世界的矛盾甚至悲凉是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给人的直接印象。然而，我们更应当体会他文字背后的热情，对希望永存信念，对理想保持从未停歇的追求。《故乡》的结尾，即使在心境已经满是悲凉的情形下，他仍然不忘表达，希望就如地上的路，坚持走下去，就可以由无变有。他知道闯出一条这样的路何其艰难，但他依然不畏惧来自敌手的锋刃，自己承受冷箭、暗流，而要放别人尤其是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死火》里的那块潜存于冰谷里的石头，愿意以最后的燃烧带给别人希望。他对青年总是怀着亲切的关爱和深沉的呵护。他记念学生刘和珍，不但写出她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也写出她始终微笑、和蔼的表情。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不同时期的论述和表达中，兼有这样一种对称的、对等的、不变的坚持，那就是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他心中不变的意向，更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乃至不惜牺牲的目标。谈鲁迅的人生与创作对今天有何启示，这种在隐忍中付出的自我要求。对别人尤其是青年可以获得光明、宽阔人生境界的期许，为此愿意在与误解、攻击的斗争中努力坚持的人格力量，或许最值得通过阅读理解，而尊崇、敬仰，进而传承和弘扬。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