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个人得失事小，国家前途事大。他曾经明确提出：“民族兴衰，事在人为。”就在那样黑暗腐朽(用他的说法是“腐烂”)的时候，他也没有丧失信心。他总是想激发青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事业上有以自现，在学术上有以自立”，他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不只一次和我谈起棉花坡的渡船，谈起秋天枫树坳满城飘舞着枫叶。对七十九岁的老人，说起这些，还像一个孩子。他自己说他最满意的小说是写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边上的人和事的。选集中的散文更全部是写湘西的，这些作品都是有所为而作的。
沈先生关心的是人，人的变化，人的前途。他几次提家乡人的品德性格被一种“大力”所扭曲、压扁。“去乡已十八年，一入长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 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 ， 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 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 ， 也随同泯灭了。”(《<长河>题记》)他并没有想把时间拉回去，回到封建宗法社会，归真返朴。他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希望能在一种新的条件下，使民族的热情、品德，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