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苏轼不仅是大自然的出色歌手，而且对自然美有独特见解。苏轼指出，客观的山水自然美同诗人耳目相接，触动了诗人的思想感情，令诗人情不自禁地歌唱他、赞美他，这是作家创作自然诗的源泉，这种外物有触于中而产生诗的观点与前人一脉相承。
苏轼强调诗文创作，特别是自然诗创作“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强调要有真情实感和创作冲动。苏轼在《读孟郊诗》中说：“诗从肺腑出。”对于自然诗来说，首先要求对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对象满怀真挚、亲切之情，甚至要把它们当作有生命、有感情的知心朋友来对待。其二，主张诗要自然流露，反对人为的矫饰。他认为诗文创作“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也反感“好为艰深”，“以文浅易”他赞赏诗的“奇趣”，却严厉指责那些“求深务奇”，以至“怪僻而不可读”的作者；他爱好豪迈风格，但又痛斥那种以狂怪来冒充豪放，认为“奇怪”应该是自然“溢出”，不能人为地强求。
自然诗的描写对象是自然类，自然万物都是按照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发生、发展、运动和变化。因此，苏轼非常强调亲自阅历，广泛深入地体验和研究大自然，他把这一点看作是自然诗创作头等重要的前提。他在《怀西湖寄晃美叔同年》诗中，具体叙写自己长期深入地观察和研究西湖的体会，他说西湖之景“谁能识其全”，“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为了认识西湖美景之“全”和“妙”，苏轼幽寻穷年，遍游祖国诸地。
实地观察，亲身体验可以发现美，但山川自然景物，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因而自然美具有不稳定性。苏轼能清晰地认识到大自然的运动变化，并从哲学上对此作了理论概括，具体指出：“人禽室宫器物皆有常形”，而山石竹木，水波烟云“均无常形”。他在著名的山水哲理诗《题西林壁》中形象地表述了这一观察事物的方法，他认为要认识自然乃至世间万事万物，固然要“游于物之内”，才能洞悉幽微，但如果只顾深入其内，或视野狭小，或囿于私利，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陷于主观性和片面性。苏轼正是成功地运用“以静观动”和“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的方法，去观察和把握山水自然美。
客观存在的自然美是自然诗的源泉，这是自然美的客观性，但是，自然诗并不是现实中的自然美的简单重复，而是诗人创造性劳动的成品。客观自然美是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苏轼多次论述自然美的丰富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他说“风雨云月，阴晴蚤暮，态状千万”，又说“江河之大，与海之深兮，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苏轼提倡在山水诗画中创造这样一种“清雄奇富，变态无穷”的意境美，他认为这是艺术上最难的课题，也是最美的境界。
（摘编自夏玲《谈苏轼“随物赋形”与“自成文理”的艺术自然美学观》）
材料二：
在谈到绘画的创作过程时，东坡提出“随物赋形”的命题，在《书蒲永升画后》中，东坡说：“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东坡赞赏蒲永升所画之水为“活水”而非死水，因为画家性情与画融合一道。东坡又谈到此前以画水著称的画家都能画出水的变态，号称神逸。
“随物赋形”作为画论的命题，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其所主张之意，一在于画家在创作时要应物随机，不主故常；二是赋形有充分的主体性，是画家在随物应机中摄取对象之形而予以艺术表现，融合了创作者的生命力及精神品格。“物”是指事物的本然状态，“形”则是指创作的应然状态，这是一个由本然而应然、由形似而神似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率性而为的过程。
形神是一对不可孤立、单独看待的美学范畴。不能脱离形似单论神似，也不能拘泥于形似而忽略神似。对于绘画而言，“形”是必不可少的，无形似则无神似!这个形，是画家笔下的形，而非外在物象之形。作为文人画意识的代表人物，苏轼主张传神而超越形似，他所说的“传神”，并非静态的，而是因其随物赋形而生成的效果。如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所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又指出人物画的“传神”，不是在于其形貌描写之外，又有神韵附焉，而是就在所画人物的自然神态之中，也即在人物的一颦一笑之中。画家达到自由的境界，随物赋形，运斤成风，即会达到“传神”的效果了。
（摘编自张晶《“画以适意”与“随物赋形”——苏轼画论撷要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