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的文化从业者，应加深对自身群体文化的了解，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深刻理解我们的文化本源、文化本体、文化构成与文化发展脉络，真正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真切知晓我们美在何处，因何而美，为谁而美。从《永不消逝的电波》《高山下的花环》等在中国电影各个阶段涌现出的那些彰显着人民性光芒的优秀作品，到近年来《典籍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等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弘扬了一部部璀璨的文化经典的电视综艺，无不对中国文化中那些震撼人心的美进行了深刻挖掘，它们向世界呈现了一个有着历史厚重感、文化纵深感的中国形象。
我们的审美观和美学理念来自文化的传承，五千年文明史给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今天在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更应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
（摘自陈杰《文化自信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光明日报》2022年1月4日）
材料二：作为文化精品，严肃文学在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影响力可能有所下降，却永远不会“过气”，在任何时代都有其文化价值。严肃文学改编创作回暖起始于2015年。当时，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一开播就获得了观众好评。2017年，改编自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白鹿原》收视率低开高走，获得了较高的口碑。2020年4月，改编自余耕小说《如果没有明天》的《我是余欢水》因生动展现小人物的现实生活而引发受众热议，成为年度爆款网剧。11月，另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严肃文学改编电视剧《装台》播出，聚焦“装台”工人这一底层群体，以一种久违的粗砺、坚硬和温热的生活质感打动人心。
总结这些电视剧获得观众青睐的原因，首先它们都继承了原著扎实的现实主义风格，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极强的认同和代入感，也让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群体能够看到曾经的时代样貌；第二，改编加强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叙事节奏，让整个故事更加紧凑流畅，更加符合电视剧观众的观看需求；第三，创作注重对故事核心人物的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对主人公精神成长的细致表现，在现实主义的统摄下跳跃着理想和浪漫主义的光辉。
（摘自赵勇《严肃文学改编热潮袭来》，《光明日报》2022年1月3日）
材料三：余光中反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晦涩难懂”的写法，《当我死时》贯彻他一向明朗的诗风。1966年，余光中在美国当客座教授，身处异乡，非常怀念阔别17年的祖国，写了此诗。本诗的时空背景交代清晰，情意转折——祥和、满足、感叹、希望、怀想——有脉络可循，意象丰盈而眉清目秀，可读可解，写法简直是和西方盛行、东方趋附的现代主义破碎支离晦涩作风“对着干”。西方古典诗歌不是破碎支离晦涩的，中国古典诗歌更非如此。
余光中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写法有信心有鉴赏力，他行走在诗歌的高光大道，即讲究形象思维，讲究音乐性，有主题，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余光中不排斥西方，《当我死时》援用的正是西方的经典诗体十四行诗，这西洋的酒瓶，装的是中华的佳酿。余光中一生用大量的作品为实际例证，建构了一种“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体式，笔者认为这方面的诗学成就，堪与唐代杜甫的确立五七言律诗相比。余光中建立的诗法，可说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凭着这份自信，他抗拒了西方来势凶猛的现代主义。
《当我死时》在诗歌形式、诗歌艺术之外，还呈现了对国家的信念。“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是余光中对家国的无上热爱和赞美。母亲，在这位诗人心中，就是乡土；《乡愁四韵》（1974年作）的末节写道：“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这一节可说是余光中《腊梅》（1968年作）中“想古中国多像一株腊梅/那气味，近时不觉/远时，远时才加倍地清香”句子的加强版。诗人希望死后葬在大陆，这反映了很多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叶落归根；因为爱这个国家，其生命之根在这个国家。
（摘自黄维樑《余光中诗作与诗论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