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的文化从业者,应加深对自身群体文化的了解,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深刻理解我们的文化本源、文化本体、文化构成与文化发展脉络,真正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真切知晓我们美在何处,因何而美,为谁而美。从《永不消逝的电波》《高山下的花环》等在中国电影各个阶段涌现出的那些彰显着人民性光芒的优秀作品,到近年来《典籍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等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弘扬了一部部璀璨的文化经典的电视综艺,无不对中国文化中那些震撼人心的美进行了深刻挖掘,它们向世界呈现了一个有着历史厚重感、文化纵深感的中国形象。
我们的审美观和美学理念来自文化的传承,五千年文明史给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今天在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更应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
(摘自陈杰《文化自信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光明日报》2022年1月4日)
材料二:作为文化精品,严肃文学在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影响力可能有所下降,却永远不会“过气”,在任何时代都有其文化价值。严肃文学改编创作回暖起始于2015年。当时,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一开播就获得了观众好评。2017年,改编自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白鹿原》收视率低开高走,获得了较高的口碑。2020年4月,改编自余耕小说《如果没有明天》的《我是余欢水》因生动展现小人物的现实生活而引发受众热议,成为年度爆款网剧。11月,另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严肃文学改编电视剧《装台》播出,聚焦“装台”工人这一底层群体,以一种久违的粗砺、坚硬和温热的生活质感打动人心。
总结这些电视剧获得观众青睐的原因,首先它们都继承了原著扎实的现实主义风格,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极强的认同和代入感,也让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群体能够看到曾经的时代样貌;第二,改编加强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叙事节奏,让整个故事更加紧凑流畅,更加符合电视剧观众的观看需求;第三,创作注重对故事核心人物的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对主人公精神成长的细致表现,在现实主义的统摄下跳跃着理想和浪漫主义的光辉。
(摘自赵勇《严肃文学改编热潮袭来》,《光明日报》2022年1月3日)
材料三:余光中反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晦涩难懂”的写法,《当我死时》贯彻他一向明朗的诗风。1966年,余光中在美国当客座教授,身处异乡,非常怀念阔别17年的祖国,写了此诗。本诗的时空背景交代清晰,情意转折——祥和、满足、感叹、希望、怀想——有脉络可循,意象丰盈而眉清目秀,可读可解,写法简直是和西方盛行、东方趋附的现代主义破碎支离晦涩作风“对着干”。西方古典诗歌不是破碎支离晦涩的,中国古典诗歌更非如此。
余光中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写法有信心有鉴赏力,他行走在诗歌的高光大道,即讲究形象思维,讲究音乐性,有主题,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余光中不排斥西方,《当我死时》援用的正是西方的经典诗体十四行诗,这西洋的酒瓶,装的是中华的佳酿。余光中一生用大量的作品为实际例证,建构了一种“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体式,笔者认为这方面的诗学成就,堪与唐代杜甫的确立五七言律诗相比。余光中建立的诗法,可说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凭着这份自信,他抗拒了西方来势凶猛的现代主义。
《当我死时》在诗歌形式、诗歌艺术之外,还呈现了对国家的信念。“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是余光中对家国的无上热爱和赞美。母亲,在这位诗人心中,就是乡土;《乡愁四韵》(1974年作)的末节写道:“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这一节可说是余光中《腊梅》(1968年作)中“想古中国多像一株腊梅/那气味,近时不觉/远时,远时才加倍地清香”句子的加强版。诗人希望死后葬在大陆,这反映了很多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叶落归根;因为爱这个国家,其生命之根在这个国家。
(摘自黄维樑《余光中诗作与诗论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