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兴盛的诸多文学批评学派存在一个普遍的特征：思辨与理论密度。开疆拓土的草创时期，许多文学批评学派选择文学经典初试锋芒。文学经典的成功与声望内在地包含了审美价值的事先肯定。但对于常规的文学批评，审美价值的品鉴仍是不可或缺的首要环节。文学批评的缘起无疑包含了审美愉悦的催化。批评家选择这一部而非那一部作品加以考察，审美反响往往是首要理由。然而多数时候，文学批评只能显现为单行道：审美愉悦逐渐凝固为整饬的理论语言，一部作品如同合起来的折扇般收缩为一个主题或结论；相对地说，各种概念组成的表述不会从“理论的高度”重返审美愉悦。
那么对文学批评来说，审美愉悦是必须甩下的内心羁绊吗？一种观点认为，进入文学世界只需进行纯粹的审美。然而，多数人更愿意撤除文学世界的栅栏。对于他们说来，文学之所以值得阅读，恰恰由于文学提供的经验可能与更大的世界产生互动。文学批评并非审美的喃喃自语，而是文学与社会历史互动的引子。因此批评家无法逃离这种理论纠缠：审美产生的钦慕、向往、愤怒、悲哀是否汇入种种认识观点，增添肯定或者否定的分量？事情或许更为复杂，比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逐渐从“坏女人”转变为神采奕奕的核心人物，道德观念如何承接来自审美领域的压力？《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公子小姐是封建社会没落者，然而这种历史判断能否取缔宝黛哀婉爱情带来的嗟叹？复述这些众所周知的文学史事实，我试图阐明的观念是：审美愉悦制造的内心波澜构成了各种评判观点的组成部分。当道德评判或社会学分析与审美愉悦的意向存在差距时，批评家必须意识到某些重要的内容可能遗落在视野之外。
如果说审美愉悦意味的是感性参与的激情，那么审美对象必须纳入感性视域。理性的认可并非审美，审美对象通常必须进入感官洞悉的日常生活，唤醒种种云谲波诡的情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叙述的历史运动时常夹杂于太太的唠叨或者夹脚的鞋子之间。
巨大的社会转折亦然，只有当社会转折挣脱抽象的概念、公式而聚合起具体的形象时，它才能充当真正的文学主题。然而对于杰出的作家来说，上述程序恰恰颠倒过来：他们的慧眼可能捕获某种形象，从中察觉动人的内容，扩大、发展和完成这种形象体系的同时酿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主题。这种文学主题的源头并非文件或者实验室的理性工作，而是形象本身的内涵。换言之，这时的感性与审美溢出了传统观念指定的框架从而产生强大的解放冲击力。种种细节和故事的演变有力地抵抗一系列强加的预设——即使作家本人也无法责令这些形象就范。形象拥有自己的个性，拥有意识形态来不及处理甚至无法处理的剩余。某些时候，这种剩余代表了更大的世界。这是形象不可替代的价值。
由于理性主义形成的霸权，相当多批评家往往羞愧地回避审美愉悦，迫不及待地撤退到概念设置的理论矩阵。批评家坚定地拒绝审美愉悦对于理论预设的干扰，这表示了理论的贫乏还是理论的傲慢？我想说的是，审美享受的放弃不仅带来感性的枯竭，同时将导致认识的枯竭。
（摘编自南帆《审美的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