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一方面，这与中国深厚的农业传统、巨大的人口负担、城市化起点低而发展快、城市发展的层次多和区域差别大等独特国情和现实矛盾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与主要以现代化工业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化进程不同，我国城市化一直处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镇化、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化以及以服务经济为中心的都市化的复杂网络体系中，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需要、矛盾和问题既彼此缠绕又相互冲突，是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呈现出很多独特经验和现实景观的根源。在宏观进程和深层结构上，自新中国建立伊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没有复制或机械照搬某个国家、某种模式，而是在不断探索和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我国城市化的核心机制。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借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获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的雄厚物质基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和近年来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大力投入，使我国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已远远高于印度等世界人口大国。
（摘编自刘士林《关于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问题与启蒙思考》）
材料二：
城市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和个人根据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进行理性的生产和居住地选择的结果。当前中国仍然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配置，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
首先是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在现代经济中，知识越来越重要，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需要人与人之间互动，因此，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相比之下，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人口规模较大，更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互动。于是，大城市成为高技能人才的聚集地，其劳动生产率也更高，大城市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增长引擎。发达国家即使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聚，大学毕业生在向大学生众多的大城市迁移。虽然事实上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聚，但是，户籍制度却仍然在制约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在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落户条件上普遍采取了歧视低技能者的措施。
其次是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趋势和区域间资源配置政策的矛盾。大量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城市集聚，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2000年之后，人口大量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或直辖市）仍然是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在人口继续向东南沿海大城市集聚的同时，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让经济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在区域间的配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拐点。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被作为支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
再者是都市圈的集聚发展和新城、开发区分散发展的矛盾。现代经济增长中，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于第二、三产业发展均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当经济高度开放的时候，接近沿海大港口意味着接近国际市场，而接近区域性的大城市则意味着接近国内市场，中小城市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它到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也就是说，不能人为地割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靠行政性的力量以削弱大城市的增长来促进中小城市的增长，其结果可能是对中小城市的增长也不利。
与上述经济规律相悖的是，地方政府盲目做大本地人口，以推进城镇化的名义，规划新建了为数众多的新城新区。新城新区建设数量过多，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过现实。城市的盲目扩张导致人口和土地的集聚远远落后于经济活动的集聚。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对建设用地实施指标规划管理，并且禁止开展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和地区之间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所以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严重脱节的现象。
（摘编自陆铭《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与抉择》）
材料三：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应从中国城市的实际出发，根据区域性特点和差异、区域性发展水平、城市的环境容量、人力资本积累的大小、社会溢出负效应的社会风险、城市农村的生态平衡机制，根据城市的个性、功能和潜在的发展前景，因地制宜向多元化目标逐步推进。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以及它们的协调发展，选择多元模式的城市化将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
因此，各级政府加速城市化的工作不是把人和企业人为地向城市里推，去片面追求城市化的规模，而是要加速改革，加速扫除城市化的一切人为障碍，加速创造城市化顺畅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加速工业化进程，同时推进信息化，为城市化奠定经济基础，重新思考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把现实生活中城市化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中国未来城市化战略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战略。要充分发挥市场的选择作用，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促进各种城市化主体按照其利益需求和相互关系自主发展，相互协调。
（摘编自网络）
微信扫码预览、分享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