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宇宙概念在古希腊意指与“混沌”相对的“秩序”，而在古代中国，它所指称的是空间和时间的统一体。战国末年的尸佼对宇宙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字”就是包括东西南北四方和上下六合的三维空间，而“宙”就是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维时间。东汉时代的张衡（78﹣139）明确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的无限宇宙概念。与宇宙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地”，它意指人类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观测到的宇宙范围，而那些尚观测不到的部分叫做“虚空”或“太虚”。元代的邓牧（1247﹣1306）认为在无限的虚空中有无限多的天地，“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而已耳”（《伯牙琴》），与300年后欧洲布鲁诺（1548﹣1600）的宇宙无限论如出一辙。中国古代先哲们还认为，就一个天体来说都是有始有终的，但就无限多的天体构成的系统来说则是无始无终的。
中国古代关于天地的结构相继出现过三大模型，即盖天模型、浑天模型和宣夜模型。盖天模型把天地的结构设想为一把附着有众天体的左旋大伞笼罩着一个倒扣的静止的大盘子，约在西汉末年成书的《周髀算经》给出一个典型的论述。浑天模型把天看作一个附着有众天体的球壳绕极轴左旋，关于静止在天球中央的地之形状则有地平和地圆两种观点，约成书于晋代的《浑天仪注》以“浑天如鸡子，地如卵中黄”做比喻。关于天体的运动，这两种模型一致认为恒星随天一起左旋，而对于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则有左旋和右旋之争。宣夜模型抛弃了伞笠或球壳的固体天假设，主张众天体自然漂浮在充满气体的虚空之中。明代哲学家黄道周（1582﹣1646）为说明岁差还提出过一种地动宇宙模型，在恒星天球内，地球和日月五星绕共同的宇宙中心运转，地球的公转周期为23376年。
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特点是宇宙进化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宇宙生成的论点。《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由“道”生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模式。《易传》认为天地万物由“太极”生成，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生成模式。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易纬•乾凿度》把宇宙早期的演化吏分为四个阶段：未见气的太易、气之始的太初、形之始的太始和质之始的太素四大阶段。最具科学意义的宇宙演化观点是南宋米熹（1130﹣1200）提出的“元气旋涡”假说，“这一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捞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形成个地在中央：气之轻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类经图翼•运气》）。如果把“地在中央”改为“太阳在中央”，它就是其后500年西方出现的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几（1596﹣1650）“以太阳旋涡假说”，也与其后700年德国科学家康德（1724﹣1804）提出的“星云假说”类似。
中国古代先哲把“究天人之际”作为重要的思考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观。但“天人合一”并非如当今许多人所误解的“天人一体”，而是在“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同构”。它的两个重要推论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则和“天人感应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道家强调“以人合天”，《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天人感应论，沿着意志感应论和自然感应论两个方向发展。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前179﹣前104）认为天像人一样有意志，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使占星术具有了司法或预警的性质，天文学家成为天意的解释者。东汉哲学家王充（27﹣97）认为天地是含气自然，人不能以行为感天，而着力发展自然感应论，为物理科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
（摘编自《学习时报》第86期《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作者董光璧）
材料二
浑盖之争涉及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浑天说也有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重视实际校验的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政治等非学术因素也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持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浑盖之争，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贯穿于这个时期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促成了与之相关的众多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促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诸多重要成就的获得。例如，被后人奉为中国古代历法圭臬的《太初历》，是浑蒸之争的直接产物；又如，中国数学史上著名的“勾股定理”以及相关的测高望远之术，是在浑盖之争中为发展天文测算方法而形成的……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这表明浑盖之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延续时间长、参与人员多、涉及面广、讨论内容丰富、后续影响大等特点，它表现了中国古人对宇宙问题的关注程度，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
（摘编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