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俭”作为一个道德伦理范畴，产生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尽管各家各派学术见解不同，治国方略各异，但在财货的消费方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传统俭德的崇尚。和其他道德范畴一样，俭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
自商初到春秋，经过八九百年的岁月，崇尚“俭”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春秋战国时的儒、墨、道、法诸家，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尚俭。孔子对于“礼”是非常重视的，但他认为“与其奢也，宁俭”。老子说他有三宝，其中之一即为“俭”；认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去奢”“去泰”就是要俭。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儒家搞的礼、乐那一套都不合俭的要求。法家对于俭德也是提倡的，《管子》中多处强调应当去奢、节俭，“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上述引证足以表明，尚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先秦已传遍中华大地。
尚俭作为一种美德，自公元前十六、十五世纪流传至今而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经济价值，还因为它包含着多方面的教育功能。历史上虽然没有人从教育学的角度明确指出这一点，没有人明确详细地论述“俭”的教育功能，但人们从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俭”是教育子女的一种手段。几千年来，有见识的长辈总是教育其子女要节俭。这些长辈从经验中看到，富家人的子弟，只有尚俭才能成才，家道才能不衰。一味娇惯孩子，只能使其成为败家子。穷苦人家迫于生计，不得不节俭。这种俭虽然是被迫的，但它同样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因此，不论是富有之家，还是贫穷之家，只要是有见识的，总是要以“俭”治家的。如果仅是为了节用而不是为了育人，那么“俭”德是难以流传几千年的。
明确指出“俭”有教育人的作用，把“俭”用于育人的，是诸葛亮。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是通过节制物欲使其内心宁静来培养其品德的，一个人对于物质享乐如果不能有节制，就不可能纯洁其志向；内心总有强烈的物欲干扰，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志向。他提出的“俭以养德”的命题，把尚俭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伊尹、周公、孔子、老子、墨子等提出了尚俭的思想，在他们的倡导下，“俭”这一美德被人们接受，但是“俭”与“德”之间的关系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可以说前人只认识到“俭”本身是美德，而没有发现“俭”有更多的教育功能，伊尹、周公倡“俭”是为了维护政权统治，孔子倡“俭”是为了维护礼、不违礼，老子倡“俭”是为了实现“道”，墨子倡“俭”是为了节用。只有诸葛亮不仅把“俭”视为美德，还明确把“俭”视为一种教育手段，认为实行节俭是为了涵养道德。这就把“俭”的价值，从“俭’是美德提升到了“俭”是美德之母的高度。“俭”与德育、“俭”与人生的追求、“俭”与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联系，被注意到了。自此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俭”与培养人的品德相连，有人讲“俭以养性”，有人讲“俭以养廉”，历史上众多的家训中几乎都有倡“俭”的内容。节俭在客观上成了一种普遍的育人的手段，因为人们明白：一家之中只要厉行节俭，子孙即使成不了大器，也不至于成为败家子。
（摘编自任怀国《说“俭”》）
材料二：
崇俭抑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往今来，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和社会舆论都认为节俭是美德，奢侈不可取。“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不仅对个人身心健康有益，而且对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至关系国家兴亡，正所谓“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崇俭抑奢”。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时代新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加强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帮助人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勤俭节约的意义和作用，真正认识奢侈消费的危害。第二、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在消费过程中都应做到节能、节水、节材，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污染环境。第三、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节俭是针对奢侈消费而言的。崇俭抑奢绝不是否定正常消费、为节俭而节俭，而是提倡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要在反对铺张浪费的同时，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质量，进而以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第四、提高消费者素质。在不断提高人们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同时，开展必要的消费教育和培训，引导消费者进行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自觉提高消费的文化含量，排斥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
（摘编自尹世杰《崇俭抑奢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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