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99年康有为回忆“公车上书”时说：“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梁启超鼓动各省公车，上折拒和议。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联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近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奏、代奏或电奏次数达154次，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单独上书达31次，人数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上书7次，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八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三：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在京官员及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