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考古发掘已历42年，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和丰硕的研究成果。适时地尝试从陶寺丰富的考古发现及成果中，概括提炼出陶寺文化时期这个社会的特质，以管窥其文明形成、持续发展与传承的内在原因，显得十分必要。
陶寺社会是王权国家，而非神权主导。在复杂的等级差别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陶寺社会群体中权贵家族的家族长权力不断强化，逐渐将神权、军权和族权集中于一身，王杈开始出现。陶寺城址统一性的规划、较为完善的布局和功能的分区、重要的大型夯土建筑和宫殿类的建筑等，表明这即是王者所居之都。陶寺社会其“观象台”和圭表系统作为天文观测仪器也被国王所垄断，标志着王权集中、治理天下的意识形态。可见，王权是陶寺这～类国家统治的核心。
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社会也已进入国家时期，繁缛华丽而又形态较为一致的神面像，满目通天敬地的玉琮、玉璧的祭祀神器，都显示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文化与社会统一在于对“神”的认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类动物形玉器以及非实用陶器虽然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当为沟通人与神的宗教法器或巫仪神器。可见，良渚、红山等社会的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两套权利系统中，神权体系等级有序且系统完备，相对统一，表现出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特点。而陶寺社会的王权明显是这类国家统治的核心，宗教色彩或言神性相对弱化，或从属于王权。
陶寺社会礼乐文明，礼制初成。陶寺早期大、中型墓中一些珍贵器物，种类繁多且有一定的组合，尤其在大型墓中成套出现，漆木器与陶器或互相配套，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例如大墓中带有礼乐器性质的石磬、鼍鼓与土鼓及其搭配，正是这种规制化或言制度化就是最初“礼制”的内涵。陶寺玉璧与琮多是套在臂腕以修饰与显示身份。陶寺玉石钺系挂璎珞一类以显华丽庄重，增强仪式感，营造社会或群体重仪式的习俗，其实就是重礼仪，讲礼制。显然，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言“礼序人伦”的礼制在陶寺已经初步形成。
陶寺社会具有务实创新的品质。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中少见宗教性大型建筑，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陶器、石器等，即使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同时是以饮器、食器等容器为主的礼器。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社会因浓重的宗教祭祀而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过多的浪费在虚无的神之上。陶寺社会与这些社会在它们文明化进程中明显存在务实与务虚的重要差别。需要强调的是，陶寺文化与社会对外来文化因素有所扬弃，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改造或言创新。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包括陶寺所在的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璧、钺，创新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
陶寺遗址4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它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中的重要一环，是实证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重要节点，是中华文明早期灿烂成就的重要代表。更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与社会文明表现出的
世俗王权、务实创新、礼乐文明等三大特征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延绵发展的深层原因和内在特质，多为夏商周以及后世社会所继承发展，是中华文明自带的文化基因。
（摘编自高江涛《陶寺文化与社会的三个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