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着重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感悟，因而可以说它是一种“人生美学”。它不以对美与艺术的本质的追问为目标，不着力于以分析式、思辨式地抽象解释“美”为起点去建构一个关于审美与艺术的问题，并在人生实践中融入美与诗。从而，这种人生美学就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乐生与游世。
李泽厚先生称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乐”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特征，也是中国美学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论语》中孔子的言行就深刻体现了“乐”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首先是对生活的珍视和享受。《论语》记载的孔子是个非常讲究生活的人，吃饭、穿衣、睡觉、上朝都有一定之规，很是考究。“色恶，不食。臭恶，不食。”从这些习惯中，可以看到很“科学”的一面：食物腐坏，颜色不正，味道发臭，自然不可以食用。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将人生审美化，即通过对具体生活过程和细节的重视去品味和体察人生的真谛，从中得到巨大愉悦与精神升华。他欣赏音乐能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他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八个字奠定了中国美学欢乐不逾分、悲哀不过度的“中和”标准和美学特征，使中国人不走极端，善于克已。
经过宋明理学的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基本上被伦理化、道德化了。朱熹把“吾与点”解释为“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阙”。其实“曾点气象”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是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暂时疏离还原人的本真性情，并使人直接面对自然，从而以一种无遮碍文化视野的态度和状态去体会宇宙自然的生命精神，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过程。因此，它既是对日常生活的暂时抽离，也是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审美升华。这正是当今所需要的。有了“乐”的人生态度，平淡的生活才可以被审美地“点化”，人生才能变得“有味道”、“有意味”、“有意思”，也才更值得人去活。
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学说，最初都是一种鲜活明亮的人生哲学。陈鼓应先生曾说，庄子哲学对于人生既非出世，亦非厌世，而是一种“游世”。庄子时代，战乱频繁，人命如蝼蚁，朝不保夕。这种“游世”，其实是在探寻人如何在一个生命危如晨露的时代生存下去，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前提下，寻出一点活着的“味道”与“意义”来。这是混乱动荡时代无可奈何之际的一种选择，但就美学意义而言，庄子于儒家之外，在中国美学史上确立了另一条人生美学的路径，即通过齐物我、泯是非、越生死而达到心胸澄明的审美境界，从而超越世俗社会生活与伦理羁绊，实现心灵自由的逍遥游。“逍遥游”是一种审美之游，是真正超越狭隘的功利得失之后所获得的高度愉悦的审着历程。至人、神人、圣人是无己、无名、无功的，他们的自我、名位、功业已化作自然本身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有自我与对象之分。这时，人就是自然，反过来说，自然也就是人。在“无待”的逍遥游中，外在的命运无法控制时，自己的精神境界却可以由自己支配。
(摘编自徐碧辉《“乐生”与“游世”：中国人生美学的两大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