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科举考试中，应试者的出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才能，因此，无论是官宣、世家之子，还是贫贱、下人之后，均可同场应试，试卷经弥封、誊录后，除试卷所反映出来的才能高低外，已无任何差别，亦即是说，所有的应试者均站在同一平台上参与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正是这种公正和平等，保证了宫僚阶层始终不断地有新鲜血液予以补充，从而也保证了官僚阶层的精英地位。而大量庶族寒门弟子在这种公正、平等观点的影响下，通过“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有的甚至还跻身高官显要，这一现象自然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冲刺科场的热情。
——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以后，人们对读书做官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古往今来读书做官为人生第一要务，今乃视为畏途”，随着读书做官信仰体系的崩溃，许多人对科举功名的态度也渐趋冷漠，更有视功名如敝帚的。现实生活中商业利润的巨大诱惑是那样地吸引人，连读书人也“往往美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故“凡为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1905年4月19日《中外日报》报道了广东科试情形：“本届科试，广府属各县循例考试，而应试者无不因之大减。其中人数最减少者，以番禺为最。昨该县初复时，与考者不过八百余人，以视往岁人数众多，殆有天壤之别。”
——摘编自杨齐福《近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