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史”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以“史”的视角观照其他作家作品，表现为将作家作品比拟为史传进行阐释与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拟史”批评中，“拟《史记》”批评由于其发生的频繁性、广泛性，已经从一种文学现象上升为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拟史”批评根源于儒家文化深刻的宗经重史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即流露出“窃比《春秋》”的拟《春秋》动机，这使得《史记》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了更加深远的寄托意义。其后因单篇流布，《史记》多有亡佚。西汉元成年间褚先生仿《史记》体例补写亡篇，可视为最有代表性的拟《史记》创作。其后班氏父子补《史记》记事所未及，断西汉一朝为限以成《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先例，成后世史书不易之体。然《汉书》仍以《史记》纪传体为祖，未泯灭司马迁发凡起例之功，故而后世多有将杰出的史书比拟为《史记》的现象。明代归有光甚至提出了“二十史皆为南《史记》”的说法。
唐代古文运动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但“拟《史记》”批评突破了唐代古文的文体限制，在其他文体中这种现象也层出不穷。散文领域，《新唐书·柳宗元传》谈到韩愈评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而柳宗元作的《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也说“迁与退之，固相上下”。到宋代，苏轼评价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提到张方平见苏洵之文“以为似司马子长”。唐宋八大家多有被比拟为司马迁的现象，即便被时人称“不好《史记》”的苏轼，王安石也称其所作《表忠观碑》“似司马迁”……到清代，桐城派先驱戴名世对《史记》文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徐宗亮《南山集后序》称“当时固有称其文得太史公逸气者”。姚莹将姚鼐拟作司马迁，其在《识小录》中说：“惜抱轩诗文，皆得古人精意。文品峻洁似柳子厚，笔势奇纵似太史公。”由此可见，“拟《史记》”批评作为散文领域的一个重要观念，代不乏人，对文学创作与审美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国外作品。近代黄遵宪评价日本古贺精里《赠茶博士某序》：“叙述茶事甚详，而抉剔弊窦，曲尽情状，如太史公《货殖传》《平准书》。”
在诗歌领域“拟《史记》”批评同样影响广泛。宋代苏轼首先提出“杜甫似司马迁”的议题。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听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听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行焉而已矣。”强调了“以味不以形”的逻辑思维，对“杜甫似司马迁”的解读重在风味而非形似……至清末刘熙载《艺概》总括而言：“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最终完成了对宋人“杜甫似司马迁”论题的修正，使得其被限定在五七言古体诗领域，成为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命题。
诗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文体。诗文之外，其他文体作品中“拟《史记》”批评也层出不穷。小说领域，明代金圣叹提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的重要观点，将《水浒传》拟作《史记》进行叙事、写人等文法方面的评点，其后清代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拟《史记》评点现象在明清小说评点中不胜枚举，成为小说评点的重要观念。
（摘编自刘彦青《“拟<史记>”批评与<史记>的经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