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传”由对文本的解释而转换为记事文体的“传”，应发生于史家对孔子《春秋》的解释。先秦对孔 子《春秋》的系统注释，流传下来的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三传都是传注行为 的产物，注释的对象都是《春秋》，但在由注释之“传”向记事之“传”转换中的作用不尽相同。
②《公羊》《谷梁》是以注释家的身份去解释《春秋》，虽也对有些事件的本原作了注释，但侧重于对 字、词所包含的意义进行解释，更多具有注释性质。而《左传》的作者是以“史”这一职官和史学学者身份来解释具有历史记述性质的《春秋》，总结国家和个人兴衰成败的教训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因而，《左传》虽也有对《春秋》体例的解释，但更多的是依据历史记载，恢复《春秋》以“微言”掩盖了的国家和个人兴衰成败的原委，化《春秋》之隐晦为明白晓畅，很大程度上“创造性地复原了《鲁春秋》”。也正是这种出于行为目的需要的复原，《左传》将“传”这一注释典籍的方式，基本上转换成为一种历史记述的文体。
③《左传》为解释孔子《春秋》而作，故仍然采用了编年之体，有着不少解释性及梗概式记事的文字。受传注体例的限制，《左传》将一个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过程的记述，分解在不同的年份，且这一年份内还要记述不同诸侯国或不同性质的行为事件。但是，《左传》却对各种事件的发生采取了全视角记述。它不仅记述了每一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相关记述，记述了事件发生发展的大的历史背景。如记晋文公复兴晋国，通过僖公前后二十多年的记载，记述了重耳出亡、秦国与晋国的关系、晋国救宋、重耳随从的品格等等，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的视角，比较完整地展示了晋国兴盛前后的历史。较之《国语·晋语》单一记述晋骊姬之难，更具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服务于政治的意义。
④至于司马迁创造的以专门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字称之为“传”，也当与《左传》称之为“传”有密切关系。《史记》“索隐”谓：“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先秦的“传”多用于经典的注释。《左传》虽有传注的性质，虽非以人为主叙事，更非专记某人之行事，但却涉及到了不少人物的生平行事；它有对孔子《春秋》体例的一些注释，但却是以记事为主。故《史记》“列传”之“传”的产生，当不仅是借用先秦《左传》的文体名称，而且当与《左传》一样，具有真实记载历史人物行事的性质。所以，“列传”传记体的产生，当是在《左传》详细叙事的“传”的基础上，融入了《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专记一人之事的元素，从而创造了“列传”这一史学体式，用于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可以说，记载人物之“传”，是经典的传注之“传”的进一步发展。
（节选自《经与先秦说、解、传的发生及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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