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也因此被誉为 “第四通”。通过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发现，大部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中的 “仁” “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其中部分人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国学等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并能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约束自身行为。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肯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并赞同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优秀的民族”这一说法。但涉及国家身份，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就是大陆，而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常会以“台湾人”自称。
在采访和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了解民族文化的渠道是电视或网络，希望去大陆感受体会，但当前大多以旅游的方式前往。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华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认识到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践行，存在着一定差异。在面对 “是否有必要在学校开设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课程”的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有必要，但是被问及“是否愿意主动践行”时，回答却是否定的。
对这一群体展开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对于加深两岸之间的交流、促进彼此了解、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继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利于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摘编自卢文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材料二：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而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联的。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强于族群认同，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它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就必须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部分，也与国家认同有交叠部分。文化认同也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完全重叠。当然，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既为是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现在仍然存在认同危机的是台湾，这是由于内战所造成的分治产生的。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文化认同是基本重叠的，但是国家认同就出现复杂的现象。很多人虽认同中国，但对中国的表述出现多种形式；也有部分人采取台独的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体”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为了国家统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从而扩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叠内容。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会强化公民的归属感。
（摘编自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
材料三：
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但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要形成国家，就必须由具备族体意识的人开展积极行动，各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部性的民族认同本身不等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但是它们是国家认同的血肉，如果没有这些局部性的群体意识，国家认同就会形同空壳。
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例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强有力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国家认同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存在。单纯的自我肯定的局限性反映在民族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而得以实现。
（摘编自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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