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因交流而繁荣，文明因互鉴而兴盛。文化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发展自己，文化安全只有在文化发展中才能实现。
历史地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在于其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基因。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汉民族主动接受草原民族文化的“胡服骑射”，再到中华文化对各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多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现实地看，今日之中国，正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从近代以来的被动卷入到今天的主动拥抱，充分展现了强大的文化包容性和适应力。近代以来的屈辱史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唯自强而后安，唯开放而后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亦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发展自己，唯有开放环境下的斗争和磨砺才能使自己强起来。文化发展同样如此。我们珍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要在文化开放发展中强基固本，使其根深叶茂，焕发旺盛生机。在此意义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与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内在一致的。只有强基固本，才能抵御外来文化病毒的侵袭；只有把文化深层次的优质基因激活，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具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
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话语权的争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势文化，与其背后一整套知识体系建构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维护文化安全，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要站在人类文化制高点谋划文化发展，回应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具有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特别是启蒙以来西方世界创设的一整套现代性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影响着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图式，相应的，人们也习惯于在西方知识谱系内寻找自己的存在坐标，这正是西方文化处于优势地位的学理基础。例如，关于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划分，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话语，实际上都包含着历史建构主义的主观企图。我们并不怀疑启蒙话语的历史进步性，但也应清醒意识到其时代局限性，进而确立文化对话的平等地位，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前提之一。
作为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应该也有责任为人类文明作出知识贡献，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重要标志。在信息革命推动下，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发生剧变，已有知识体系发生“哥白尼式的革命”，由启蒙话语构建的知识体系在应对诸多新问题时频频失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经验，则构成人类新知识得以产生的丰厚土壤。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创造旨在实现文化霸权有所不同，中国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我们建构的知识体系，着眼人类共同未来，以知识创新回应时代难题。只有这样的文化创造，才能在摆脱“跟着说”的困境之后，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摘编自《在文化开放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材料二：
当今时代，伴随中国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文化交流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近日，围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信息时代如何实现文化安全等问题，记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惠鸣进行访谈。
中国社会科学网： ① ？
惠鸣：在国家文化传播安全领域，由于互联网革命和数字化革命，媒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互联网、个人传媒终端、全球性社交媒体等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原有文化传播体系面临技术革命的挑战。同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新媒体加强对我国进行价值体系渗透。对此，国家需要深化传媒体制改革，不断创新，不断探索适应数字化传播时代的主流文化传播体系。
在文化资源方面，数字化技术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改变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文化资源，造成传统文化资源、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等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加速流失，给国家文化资源传承保护带来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网： ② ？
惠鸣：数字文化时代，强调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增加国家文化认同和国家核心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在文化传播方面，借助数字化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空前强大，其价值观进入我国路径与方式更加多样、便利，对我国的国家文化认同造成的影响与冲击也更大。对此，需要始终保持文化安全的意识。
数字化传播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意见共振，放大某些不良信息。非主流、个别声音容易混淆视听，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需要进行必要的规范。
（摘编自《维护信息时代文化安全——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惠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