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为何被迅速淡忘
如果要评选近四十年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李敖绝对榜上有名。李敖集誉谤一身，他的去世也引发了舆论的沸腾，但有趣的是，过去这一年除了纪念日，很少再有人谈李敖，不仅是大众，也包括知识分子群体，昔日在两岸三地一呼百应的他，却在死后遭遇冷落。
评论人宗城认为：李敖现象的冷落，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学问题，而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其实都难逃速朽的命运。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一股李敖热潮，李敖的批评文章传遍千家万户，借助书本和电视传媒的推动，他和龙应台、王小波等人一道，成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启蒙。但时过境迁，李敖离开了，他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却大幅消散了，如今依然有很多人知道李敖，但他的作品却很难深入青年人了，仿佛对今人来说，李敖成为一个过去时。这个变化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李敖乃至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为何都迅速被淡忘了？这要从他们走红的原因说起。
到九十年代，港台风吹入内地，李敖痛快洒脱的文风，正和当时青年的口味，尤其是他评论台湾政治的文章，引得媒体和报刊竞相转载。李敖现象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依托于当时浓厚的公共论政氛围，不只是李敖，王小波、龙应台、陈文茜、柏杨等人也在那时候声名鹊起，知识分子以公共议政为习惯，真切盼望通过言论影响中国。
但近十年，李敖的声势不如从前了。在台湾，他的名望依托在速朽的时事上，在公共言论兴盛时还可以一呼百应，时过境迁便迅速冷落了。在内地，李敖关心的问题不再合新一代青年口味，中国的公共议政热情也不再如九十年代那般热烈，网络上很少再有《李敖有话说》这样的节目，互联网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转向保守，李敖还是那个李敖，但适合他的土壤已经消失了。
李敖生前身后讨论度的悬殊，表面是个政治问题，实则是个文学问题。李敖的大部分时事文章离时局贴得太近，好处是发出来时紧跟热点，能迅速引起大众共鸣，坏处就是缺乏余韵，由于仓促写就而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今天再看李敖的作品，会有种散漫的感觉，李敖的快意让他的文章非常好读，但也因此牺牲了文本的层次感。
这不只是李敖个人的困境，中国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都逃不掉。我们现在还能想起鲁迅、钱锺书、王小波，但让我们再回顾八九十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能想到几人？那些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依靠的也不是他们的时政评论，而是无心插柳的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戏剧，王小波最耐读的不是他的随笔集和评论，而是《黄金时代》《红拂夜奔》这些小说，我们如今也很难记起来瞿秋白、胡适等人发表的评论，但他们写就的隽永散文、深刻理论，到此刻仍煜煜生辉。
那么，知识分子是决计很难挣脱时间之壁吗？那些关心公共政治的知识分子，真的只能接受速朽的结局吗？
其实不尽然。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宽，就会发现能留下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少，他们未必在公共领域发出激进言论，但他们都有思想上创新的精湛作品。从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论美国的民主》，到葛兰西探讨革命运动领导权的《狱中札记》，再到鲁迅对国民性的精准论述，他们都凭借前所未有的洞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公共记忆中。知识分子在纵向时间上的传播更依靠思想力，思想的纯度越高，这个人被后世讨论的可能也就更大，知识分子的留名主要通过同行的传播，他影响了越多后世学者，他就有可能打破时间之璧，但如果他的思想没有创新，只是一些时髦词汇的新瓶装旧酒，他就逃不过速朽的命运。
当然，对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改变社会比扬名立万更令他牵挂。知识分子的希望在于他的言论实实在在地落地，知识分子的沮丧则在于被彻底遗忘，一切话语都沦为自说自话。
福柯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由于道德上的、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原因自觉地成为（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普世、大众价值的代表。”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凭借着在公共领域的发言优势，知识分子在诸多“关键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德雷福斯事件、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月风暴等，都能见到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身影，他们扮演意见领袖，通过评论、演讲、小说甚至发起运动等方式，参与或制造公共事件，推动社会变革。
到如今，依然会有人为知识分子的呐喊而心潮澎湃。有名者，如胡适，学成归国，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组建一个开明的政府；如鲁迅，一笔惊雷，“吵醒了铁屋中的昏睡者”。知识分子曾有兼济天下之心、安邦定国之策，是转型中国的重要参与者，但九十年代至今，知识分子的力量明显减弱，学者、作家乃至更广泛理解的文化人士中，真正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曾经“铁肩担道义”的勇气，似乎也被步步驯服，所以今天重提李敖，其实还有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选自《凤凰网》，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