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早在西周时期，汉字就作为“六艺”之一，被列为宫廷初级教育的必修科目。秦始皇统一中国，将“书同文”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东汉时期，许慎更是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了“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论断。汉代还将能否掌握并规范书写足够数量的汉字，作为选官取士的重要标准。三国时期的魏石经、大唐盛世的开成石经，也都体现了古人对汉字的尊崇。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大凡盛世，无不将文字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即使在民间，也早已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是它得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它与所记录的汉语的高度适切性。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评价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特殊的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和顽固的保守性。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特点，正与汉语词汇的这种特点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字词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就极为复杂。面对如此严重的方言分歧，如果采用直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必将导致不同方言区文字的分裂，并最终导致文化的分裂。而汉字的表意特点，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文字的统一，有利于维护文化的统一，进而维护国家的统一。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它与中华文化的融通性。汉字的表意特点，使它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神合意随。特别是早期汉字，直观形象，生动多姿，与以写意为特点的中国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就特别强调了汉字与绘画同出一源。书画同源的事实，决定了早期汉字的写意特征。如甲骨文的“象”字，有着长鼻子和健壮的身躯，惟妙惟肖，充满灵动之美。汉字优美的写意性形体，造就了世界上独特的书法艺术。从甲骨文到楷书，每一种文字形式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构成了汉字历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因为拥有与中华文化元素高度契合的特点，汉字才能有机地融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依存关系。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它自身系统的不断调适和完善。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语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语言词汇越来越丰富，这就要求文字一定要具有能产机制，文字的字符数量能随之增加；社会发展中需要记录的事务日渐繁多，这就要求文字越来越方便书写，以有效提高记事速度。汉字发展的总体方向，恰恰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重要需求。较早产生的汉字多为象形字，个性化很强，数量也相当有限。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将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产生了由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这种音义结合的构形方式，因具有优越性、区别性、能产性和系统性而被广泛应用，也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在书写方面，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到小篆的完全线条化，再到隶楷的彻底笔画化，一直朝着方便书写的方向进行系统性调整，有效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电脑输入和呈现的问题，粉碎了“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的预言。
汉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助推中华文化飞跃一个又一个新高度。而且，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使得其形体内部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一个个字符，就如同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传递着来自古代社会的音讯，描绘着中华文化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在当代，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提升和中华文化的快速传播，汉字正以其非凡的活力，健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王立军《汉字：中华文化的独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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