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文科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中国历史上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经史子集原为图书分类，虽然也具有稀薄的学科分类意味，但毕竟和现代学科分类有巨大距离。
“五四”前后，我们才开始对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第一次大规模移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曾照搬过苏联的学科分类。改革开放后，我们向西方敞开了大门，开始第二次全盘照搬西方学科，大规模地从西方移植了社会科学。这对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填补了现代学术空白；但“言必称希腊”的弊端也使其具有了浓厚的西方气质。早在上世纪30年代，吴文藻即主张“人类学中国化”，他指出：“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越离越远”，以至“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张伯苓先生甚至提出：我们要办“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但这一状况至今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文科各领域都面临着从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转型这一挑战或任务。
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交叉或科际融合，甚至走向一些新生的文科门类，是新文科发展要解决的方向性问题。分科治学是现在所有学科的基本存在方式，不分科没办法实现专业化、专门化，而没有专门化和专业化，研究根本无法深入。这种学术生产方式是大工业初始时代特别强调分工的产物，分工才有效益，分工才能提高效率。这是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拿出相当的或者最重要的篇幅谈分工的重要原因，投射到科学研究上，就是特别强调分科，特别强调学术上的精细分工。已经进入产业发展史上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更强调学科联合，更强调学科融合、科际融合，乃至现在的新趋势不是“联合”“融合”“整合”的问题，而是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带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等。现在的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分类，已经只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不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但对于科研而言，现在的分科已成为学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壁垒。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深刻变迁，跨学科的团队将是未来文科科研的主要组织形式，如同分工单干曾是以往文科科研的基本形式一样。
学科存在的终极根据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的学科建设过于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更加突出问题，更加强调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可能将是新文科的核心追求。我们现在的学科建设已出现了较大偏差，就像一个手术师一个外科大夫，他成天打磨自己的手术刀，你看我这手术刀多好，多漂亮，多精致，多豪华，多锋利，但他忘了手术刀的存在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痛苦，是为了救死扶伤。未来新文科建设的重心就是弱化学科，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譬如说研究乡村社会的转型，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政治学问题，也是法学问题，也是人类学问题，也是历史学问题，甚至还是农学问题，是气象学问题等等，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的协同。
更加强调学以致用，可能将会成为未来新文科的突出特征。近40年，几乎每个学科都在追求“学术独立”，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在拒绝了“学术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同时，进而放逐了现实和时代，最后则整体遁入象牙塔。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没有“现实”就没有任何“学术”，“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而是“外部现实”。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看来已趋向终结，与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缔结更加紧密的新关系，似乎将攸关每个学科的新生命，也肯定将构成“新文科”的最鲜明特征。
（摘编自王学典《何谓“新文科”？》）
材料二：
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或称“哲学社会科学”）的简称，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其中，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按照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除了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基本上都可纳入“文科”范畴。
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
（摘编自王铭玉、张涛《高校“新文科”建设：概念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