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之前，在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农民和手工业者经验积累的社会里，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享有优势。而当技术进步的范式从经验积累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之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后。中国有其独特的科举制度可以让平民百姓晋升为统治阶级，考取功名对大众来说极具吸引力。当科举在宋朝成为国家选取人才的制度时，数学也是其中的一项考试内容。但皇帝随后发现，数学好的人没有用处，对皇帝的忠诚才更重要。儒家思想更有助于培养忠君爱国的人才，宋朝以后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熟记四书五经。因此，有才华的年轻人没有学习数学和可控试验的动力。中国缺乏拥有这两样人力资本同时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才，科学革命也就未能应运而生。尽管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有助于中国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大一统，但它阻碍了中国技术创新范式的转变，因此，中国无法自发产生一场工业革命。
在 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中国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没有找到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加速经济发展的方式。1978年之后，中国改变了发展策略，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了竞争优势。没有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采用双轨渐进转型的策略，给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点工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保护补贴，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这种务实的方式不仅为中国维持了经济社会稳定，也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发展。
我们从中国的发展中可以学到一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用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应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这些国家应该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将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在消除过去不当政策所造成的各种扭曲时，政府也要通过务实的方式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选自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有删改）
材料二
（选自熊秉元叶斌蔡璧涵《李约瑟之谜——拿证据来》）
材料三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有效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中国井然有序，并发展了以整体论、实用化研究为主的科技。负面效应是，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在西方，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为主的科技得到发展，与商业阶级的兴起和他们对技术开发竞争的鼓励相联系。
除李约瑟本人外，对“李约瑟之谜”有许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任鸿隽把中国无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没有使用归纳法。钱宝琮、徐模等认为，中国为大陆文化，以农业为主，太重实用，因而自然科学难以发展。陈立、竺可桢等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近代）科学。
也有一些学者从语言文字方面找原因。李世闻研究指出，汉字是具有整体结构的象形文字，导致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综合性；西欧的拼音文字具有分析性质，使得欧洲人擅长分析，而分析性思维正是近现代科学所必需。费正清认为，中国语言的性质造成了士绅阶级对学术的包办，文字对人的桎梏也使中国学者未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
伊懋可认为，中国最初的家庭耕作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不过这种进步的成果被一轮又一轮人口增加所吞噬，国家不得不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去缓解人口压力。因此，中国出现了在较高农业技术水平上维持大量人口的局面。人口增加引起人地比率的上升，造成劳动力便宜而资源和资本昂贵，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降低，同时由于人口膨胀，中国没有足够的剩余去发展工业，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也有学者指出，西欧相对分散的政治体制以及有市民阶级参与的等级君主制、实行重商主义的专制君主制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东方型”的专制君主制及其抑制、打击商品经济的政策则是导致封建制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对“李约瑟之谜”，林段夫先生认为，根本原因是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去投资从事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和上述学者的观点相比，林毅夫先生的这个解答有些浅陋。其实，科举制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从西方和东方的考试制度看，现代化也是离不开考试制度的。
（选自宋圭武《林毅夫先生若干观点批判》，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