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樊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
“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
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还会有助于他们养箴好的阅读习惯和心态。
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 “（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中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
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证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可以有“三人市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材料二：
无数生动的例证足以说明，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知识，人就容易被谬误和诡辩所糊弄，就不能清晰、有条理地思考和说理，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例1：如果我想出国工作，我就必须学好外语；我不想出国工作，所以，我不必学好外语。
这个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想出国工作”只是“必须学好外语”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随着中国搞市场经济，有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有许多外国人来中国工作或经商，即使有些人不出国，也有很多机会与外国人打交道或做生意，因此，若可能的话，仍有必要学好某门外语。
例2：你不能证明你没有患癌症，因此，你患了癌症。我这里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你赶快掏钱买吧。你的命都快要没了，捂着那些钱有什么用？
例2犯有“诉诸无知”的错误。这是骗子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推理，就像下面这个不正确的推理一样：“你不能证明你没有犯案，因此，这件罪案就是你千的。”司法上有“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否则那个人就是无罪的。
下面看著名的“美诺悖论【注】”；
⑴或者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或者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
⑵如果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必要的。
⑶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可能的。
⑷所以，研究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仅从字面看，⑴⑵⑶三个前提似乎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⑴中“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这个推定是有歧义的：
（A）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
（B）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在（A）的意义上， ⑶是真的，但⑵却是假的；在（B）的意义上， ⑵是真的，但⑶却是假的。故⑵⑶两个前提不在同一种意义上为真。从一对真的前提，即（2B）和（3A），却推不出任何结论，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陈波《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
【注】美诺悖论：古希腊一位富家子弟美诺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中提出的一个论证，记载于《柏拉图对话集·美诺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