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三十多年前的一道考题，冥冥之中决定了朱有勇为农业科学奋斗的一生。1982 年，朱有勇参加研究生面试。后来成为他导师的段永嘉问道：“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靠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人们靠什么控制病虫害？”这一问把他问懵了。那个年代，农作物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容易发生病虫害，致使农药用量大幅增加，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粮食生产构成潜在危险， 水稻稻癌病即为典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
1986 年，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县田间考察，偶然发现当地农民用杂交稻和糯稻间种，稻田很少发生稻癌病。难道稻癌病发病率跟水稻品种的多样性有关？循着这个思路，他开始了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的研究。此后 10 多年，他边研究控病机理，边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终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2000 年，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 引起全球关注。朱有勇研发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病害”技术在全国推广 6000 多万亩，并获得联合国
粮农组织科研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病虫害”技术在国内外应用 3 亿多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两项技术都创造了显著效益，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有勇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他选择投身新战场——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2015 年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 41%。这一年，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澜沧县。谁来牵头挑起重担呢？时年 60 岁的朱有勇主动请缨：“我年轻，我来干！”说干就干，朱有勇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在了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组，带领团队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寨子扎下根，一待就是五年。
倡导种冬季土豆，农民刚开始不积极，他跟村组干部搞起了示范种植；考察三七基地的路上，车子陷进了泥坑，他第一个下去推车，任凭泥巴溅了一身；寻找水源时，他拄着拐杖穿行在雨后湿滑的山坡，一路上跌了三跤……驻村扶贫，迷彩服就是朱有勇的“作战服”。他要求参加院士指导班的学员都要穿上迷彩服，因为这样可以一扫长期贫困滋生的萎靡气息，激发起奋斗的姿态来。种出 5 斤重的“神奇土豆”， 种出药企抢着买的“有机三七”，培养科技致富带头人……把“冬闲田”变“致富田”，老百姓的评价，就是朱有勇脱贫战线上的口碑。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个旧市一个农村家庭。他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对贫穷和饥饿的记忆刻骨铭心。“农民种地很辛苦，但再怎么拼命干活，种的粮食仍吃不饱。”“让农民过好一点，就是我的初心，是童年最早的理想。”朱有勇说。
恢复高考第一年，朱有勇考上云南农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成绩优异，名列班级第一。毕业前夕， 朱有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人与他谈话，他表示：“我愿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毕业后绝对服从组织分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句承诺，映照了一名共产党人初心不改的一生。留学澳洲时，他本来有机会留在悉尼，“一天的工资可能相当于国内一个月”，但他毅然回到祖国，立志“科研报国”。
2011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把云南农业大学奖励的 200 万元悉数捐出，在学校成立“有勇奖学基金会”；2015 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奖”，他又将 200 万元奖金捐赠给了基金会。
把论文写在大地，把农民装在心里。朱有勇说：“看到科研成果在千万户农民家里开花结果，比拿多高的奖金、发表多重要的文章都更高兴。”“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我的本分；作为一个科技扶贫代表，我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是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都在努力。”2019 年 12 月被评为“时代楷模”的朱有勇曾说：“全国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把他们的科技成果应用到了千万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他们才是千万个‘时代楷模’。”
（摘编自《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我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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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有勇在全国首创中国工程院科技扶贫技能实训班。院士专家直接为农户授课，以“课堂在田间、考试看收成”的全新教学模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理论、教生产，手把手地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直至学懂学会。到目前为止，院士专家已培养了 840 名乡土人才，这些学员回乡以后为脱贫致富发挥了带头作用，变成一颗颗脱贫致富的“种子”洒递澜沧大地，形成脱贫攻坚的“星火燎原”之势。
（中宣部评选“最美奋斗者”朱有勇事迹材料）
②在澜沧开始推广林下三七种植技术时，扶贫团队里起初有两种声音，有人认为研究林下三七花了 10 多年时间不容易，应该技术保密，通过技术转让盈利。但朱有勇坚持免费给老百姓使用技术，他说：“不能我们发财了，老百姓用不上。”
(《光明日报》 《朱有勇：用知识改变农民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