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经学研究兴起，一时蔚为潮流。这一思潮的出现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所谓“学术转向”有关。
当然，经学研究的强劲复兴，还是新世纪到来以后的事情。经学视野浸染到中国思想和学术的方方面面。新时代的经学复兴是多种因素共振的结果：其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文明的自信力得到了恢复和提高，经学作为中国固有文明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其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品化热潮至少部分地造成了道德状况的滑坡，人们开始普遍地意识到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经学对于敦厚风俗的价值；其三，近代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局限和问题，试图在经学系统中探寻解决当代问题的答案，也成为回归经学的动力之一。
在当代经学思潮中，辐射范围最广的经典是《礼》《春秋》和《易》。礼学研究直指当代人伦面临的各种危机，试图在现代世界里延续或者激活儒家的礼乐精神，从而在日常生活场域中重建儒家的秩序。部分思想者更由此走向儒家宗教性的确立和安顿。《春秋》学，特别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传统的兴起，强调《春秋》大义，试图以天下观重新构建对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的理解，有相对突出的政治指向。对《易经》和《易传》的研究，原本即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围内，而且大《易》哲学穷本极源，因此，或多或少地成为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各种根源性哲学建构的底蕴。这些试图在当代中国复兴固有的经学传统的努力，接续中国精神的血脉，以淑世情怀直面时代课题，无论如何都是弥足珍贵的。
(摘编自杨立华《新子学时代》)
材料二
何为哲学？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较为典型的，如德国著名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定义：“所谓哲学，按照现在习惯的理解，是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
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是另一种形态。它没有强烈的主客对立，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它不是对于知识的确证，也不是对于像上帝那样的超验本体的论证。在许多西方哲学家眼里，它不是哲学，至多是一套思想系统和文化类型。这套思想系统，缺乏概念式思维，没有对概念的定义，也没有对概念的思辨推论，没有对概念与其对应事物两者关系的考察。在大部分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哲学缺乏有系统的哲学的诸多要素，特别是缺乏定义、推论、反诘等思辨过程，只是一些感觉和体悟。但中国哲学是哲学，而且是内容精深丰富，形式生动多样，浓缩了中国文化精神，代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蕴藏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的学问体系。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在不断地探索自然，思考人自身，认识社会、历史，从来没有停下思想的脚步，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思考成果的记述和表达，不过是以不同于西方的内容和形式实现的。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的，大多以西方近代以后的哲学形态来比拟中国哲学。中华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涉及“哲学”的，包括天地万物的发生、运化及其普遍法则；人在万物中的地位及天人、物我关系；人如何认识客体世界，知识的本质及其形成机理，人的运思过程及其规则；人如何构建社会，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职能架构是怎样的，如何实现其和谐运行；人作为既单个又群体的动物，靠什么维持其生存繁衍；人从草昧到文明有什么样显性的、隐性的、精神的、物质的改变，这些改变靠什么实现；有无终极者，作为有限者的人能否与终极者为一。中国历代累积的思想中关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当然是哲学。
由于独特的文化特性、思维习惯、概念系统和表述方法，特别是经学总揽其他学科门类，儒释道三教长期融合，重视精神修养及其实践工夫，宗教精神即蕴涵在学问体系中，形上形下体用不二等特点，中国哲学呈现独特面貌。中国哲学本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丰富的内容装裹在浑融、朴素的外壳中。相较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传播更久远、广泛，内容更具有普遍性，所用概念范畴更加系统、深刻，特别是有近代自然科学这一最有说服力、带来最多实际功效和思想变革的产儿，更助生了它作为典型哲学、普遍语言的力量。中国哲学需要用西方哲学问题意识突出、思辨性强、有组织架构、论证细密的长处，来掘发中国思想的深层蕴涵，拓展阐释面向，豁显问题意识，增加论证力度，使包裹在浑融体貌中的深刻、丰富处彰显出来，展现它的“哲学”性质。
(摘编自张学智《哲学与中国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