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那些很容易被铭记的诗作，大都是有韵律的。以现当代诗为例，那些广为流传的“名句”，其实大都在使用重复、对称这些最基本的韵律原则，比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一些名句的韵律方式则近似于古典诗歌的韵律原则，比如海子那句广为人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有叠韵，而且讲究平仄，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与传统的律诗的声响非常相似，无怪乎这个诗句甚至成了很多房地产广告的标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讲究重复、对称等韵律原则的写法在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中并不受欢迎，很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当代诗歌的可铭记性因此而不强。
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韵律原则的兴起与流行往往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化身。古典诗歌的创作与阅读群体“士”，即知识者与官僚群体一天然就是这样一个同质性的文化群体，所以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一些公共的韵律规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机构和教育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而且诗歌本身也被边缘化，过去诗人与读者之间那种同质性的文化群体已不复存在，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人性、个人化的写作行为，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性的诗歌成规的消失。
在不同文化中，韵律都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便于沟通，二是便于记忆。而“沟通”不仅仅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也涉及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读者之间如何建立一个公共的渠道，以便于在这个渠道中磨练某些精妙的技艺，传达种种微妙的体验的问题。韵律的重心与其说是关于“如何写/评价一首好诗”，不如说是关于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诗人之间是如何“交流”。无论古今，有韵律或者韵律感强的作品从来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杰作(反之亦然)，韵律更多是关于诗歌给读者传达的东西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公共性的或者可以共享的，它在不同的诗人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和传承的共同通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或许更为迫切，因为“韵”之离散的背后是诗歌“交流”的公共渠道的消失，这是自由诗面临的最本质的文体问题，而可诵读性与可记忆性的削弱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两个表征。
(摘编自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
材料二：
中国当代诗效法国外诗歌的更多。因国外诗歌注重诗本身的存在而大多无韵，无韵也渐渐成了中国当代诗的主流，《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几乎看不到有韵的诗歌，这个态势还会长久发展下去。当代诗人，觉得再写有韵的东西，简直是一老土。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世界意识与言说形态已然崩散，与此几乎同时崩散的是语言中的“韵”(韵律意识和韵律密度)。当代诗人多少有着一种反抗公共规则(包括韵律规则)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整齐对称的诗句，他们不愿意去写，也不推崇。在他们看来，诗歌重要的不是视觉上的整饬和听觉上的旋律感、节奏感，决定诗之能否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对生命深层世界提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他们在写作时不仅不太倾向于取悦大众读者，甚至连一般的知识群体也不怎么顾及。这也导致传统的阅读者，尤其受传统诗歌影响较深的阅读者越来越郁闷，对新诗深感不适，甚至不屑一顾了。在他们眼里，形式产生内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诗词大家，不也是在五言、七律、七绝和词牌的限制中成就了大名吗？
当代诗歌虽无韵，但还有顿。所谓弃韵而就顿，“顿”就是诗的节奏感，有“行顿”和“句顿”，有“匀顿”和“变顿”，有“大顿”和“小顿”，有“跨行”与“断行”，追求的也还是诗的一种旋律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的本质是显示而非说教。艾青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诗之无韵，告诉我们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诗还可以写得不像诗。近些年，主张口语入诗的“第三代诗”反传统、反意象、反崇高、反理想、反假激情，甚至诗歌形式也反其道而行，加剧了诗歌形式的混乱，纯美流畅的诗歌很难再见到了，可是我们反传统，反的应该是那些因袭的碍于发展的东西，绝不是偏激地反对一切。
(摘编自王霁良《对当代诗无韵的一点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