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株小草造福世界, 中国之蒿举世瞩目。在屠呦呦手中, 青蒿素这一抗疟药物, 成 功治愈了无数疟疾患者。但青蒿素的发现,并不意味人类对付疟疾可以一劳永逸。在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新闻发布会上,屠呦呦不无担忧地说, 疟原虫一 旦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就需要再花十年时间研究新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 年世界疟疾报告》也指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陷入停滞,疟疾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致死 病因之一。
2019 年 4 月 25 日, 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屠呦呦团队的研究 成果。短时间内,很难研制出药效、安全性、抗药风险及药品价格等方面优于青蒿素的 下一代抗疟药。目前青蒿素抗药性仅表现为寄生虫清除延迟,而没有完全抗药的证据。 所以屠呦呦团队提出了新的用药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 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
(摘编自王君平《与病毒赛跑, 科研不能减速》, 《人民日报》)
材料二:
迄今为止, 青蒿素类药物在临床上大量的抗疟治疗中未见明显的严重不良反应, 具 有非常高的安全性。常见的一般不良反应包括头疼、恶心、呕吐和腹泻等。如有报道称, 当采用直肠给予青蒿琥酯栓剂的时候,有约 6%的患者出现里急后重,但粒细胞减少等 中等或严重的不良反应罕见。但是,对免疫炎性疾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患 者长时间的服用药物,因此对药物长期使用的安全性需要更加的关注。
在现有的大部分研究中, 青蒿素类药物在治疗期间的患者肝肾功能、血液常规中均 未观察到明显的影响。尽管既往有研究指出青蒿素类药物可能具有明显的神经毒性,表 现为听力损伤、共济失调和震颤,但后来 Ramos 等总结了的大量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 是: 现在缺乏青蒿素类药物具有神经安全性风险的高质量的证据。这意味着青蒿素类药 物具有神经毒性的结论尚不能确认。而血液毒性方面, 部分报道显示青蒿素类药物可以
导致患者网织红细胞减少,但这是可逆的过程:在一个开放的一期研究中发现, 在青蒿 琥酯治疗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身上看到尽管在较长时间治疗时患者网织红细胞的减少,在 停药 2 周后网织红细胞数量又恢复了正常。此外,对于青蒿素类药物的妊娠毒性,通过 总结大量研究发现仍然不能得出结论。
(摘编自蒋为薇、钱妍《青蒿素类药物的抗炎免疫作用机制及其安全性研究进展》, 免疫学杂志)
材料三:
研究显示, 疟疾可能早在 50 万年前就存在于早期人类当中。法国科学家在非洲的 研究确切表明,至少 2 万年前,现代智人在撒哈拉以南的祖先就已经产生疟疾抗体。考 虑到智人的历史也不过两三万年,可以说,从一开始,疟疾就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
古希腊将疟疾称为“沼泽热”,因为多在沼泽水源密集之处发病; 罗马帝国时期疟 疾也曾多次流行,特别是公元前 1 世纪的疟疾大流行对罗马帝国国力造成沉重打击。 2011 年, 西方考古学家从一处古罗马坟墓发掘出来的婴儿骸骨中, 发现了曾遭疟疾感 染的基因证据, 这显示罗马帝国可能因疟疾猖獗而衰败。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殷商时代也已出现对疟疾的记载, 甲骨文中已有“疟”字的存 在。东汉时期成书的中国现存首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疟”是这样解释的:瘧, 热寒休作。可见“疟”这个字是专门为疟疾所发明的。中国古代气候较为炎热, 长江以 南地区丛林和水网密集,疟疾多发,特别是岭南和云贵地区尤为严重。当时的医疗条件 不足,疟疾长期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致使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也迟迟无法起步。直到 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朝的对立,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存在,南方各王朝才不得不顶着疟疾 的威胁,对长江以南进行大规模开发。饶是如此, 岭南地区的开发也要迟到宋代了,而 云贵地区直到明清才得到有效的开发,疟疾可谓“功不可没”。
(摘编自宋海博《疟疾, 人类 50 万年的敌人》,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