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维新变法,学习西方。1895年春,1300 多名华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
——摘编自雷颐《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材料三: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材料四: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蒙受的屈辱阻碍了中国寻求西方模式的国家认同。知识界对西方的幻灭,伴随着亲苏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许多中国人认为俄国革命是中国进行国家建构的唯一成功楷模。
——摘编自徐国琦《中国与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