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上海解放后,投机商囤积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扰乱市场秩序。从1949年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党中央决定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11月15日至30日,从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也都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11月25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竞相抛售存货,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
—摘编自《共和国的经济战争——米棉之战》
材料二:1981年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多变的一年,有些社队开春是小段包工,中途变为联产到组,最后又变为联产到劳、到户或大包干。这说明群众经过观察、比较和实践一阶段后,积极选择更适合实际情况的责任制形式。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各种责任制,包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1982年6月,以双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在生产队总数中占到了93.7%,1983年这一比例升至99.4%,至此形成维持至今的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再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